《大学衍义补》（19/66）-明-邱濬

（本文为《大学衍义补》第 19/66 部分）

胡寅曰：“子张之问盖欲知来，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。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，不可一日而无礼。天叙、天秩，人所共由，礼之本也。商不能改乎夏，周不能改乎商，所谓天地之常经也。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损，或不足则当益，益之、损之与时宜之，而所因者不坏，是古今之通义也。因往推来，虽百世之远不过如此而已矣。”
臣按：子张问十世之事可前知乎，圣人举已往之礼以明之，盖以见上天下地、往古来今，人之所以为生、君之所以为治、圣人之所以持世立教事之大者，孰有大于礼哉？所谓礼者，其大者在纲常，其小者在制度，纲常本于天，亘万世而不易，制度在乎人，随时世而变易。三代之已往者如此，百世之方来者亦不过如此而已。
林放问礼之本，子曰：“大哉问。礼与其奢也宁俭，丧与其易也宁戚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夫祭，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。丧，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。礼失之奢，丧失之易，皆不能反本而随其末故也。礼奢而备，不若俭而不备之愈也；丧易而文，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。俭者物之质，戚者心之诚，故为礼之本。”
杨时曰：“礼始诸饮食，故污樽而殽饮，为之簠簋、笾豆、罍爵之饰，所以文之也，则其本俭而已。丧不可以径情而直行，为之衰麻、哭踊之数，所以节之也，则其本戚而已。周衰世方以文灭质，而林放独能问礼之本，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。”
朱熹曰：“林放，鲁人，见世之为礼者专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，故以为问。孔子以时方逐末而放独有志于本，故大其问，盖得其本则礼之全体无不在其中矣。”又曰：“易，治也，孟子曰：‘易其田畴。’在丧礼，则节文习熟而无哀痛惨怛之实者也。戚则一于哀而文不足耳。礼贵得中，奢易则过于文，俭戚则不及而质，二者皆未合礼，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，则质乃礼之本也。”
臣按：林放止问礼而孔子并以丧告之者，盖以礼之大者在吉、凶二者而已，然其辞先曰“与其”而又继之曰“宁”，则非以俭戚为可尚，特以与其流于文弊则宁如此耳。先儒谓其言之抑扬得其中正如此，所以为无弊也。
子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杞，夏之后；宋，殷之后。征，证也。文，典籍也；献，贤也。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，以其文献不足故也。文献若足，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。”
臣按：圣人之言礼亦必取证前代之典籍、当代之贤人，苟无证焉亦不敢以作也。后之欲制礼者，乌可无证而妄作哉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，子曰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
杨时曰：“告朔，诸侯所以禀命于君亲，礼之大者。鲁不视朔矣，然羊存则告朔之名未泯，而其实因可举，此夫子所以惜之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告朔之礼，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，诸侯受而藏之祖庙，月朔则以特羊告庙请而行之。爱犹惜也，子贡盖惜其无实而妄费，然礼虽废，羊存犹得以识之而可复焉，若并去其羊则此礼遂亡矣，孔子所以惜之。”
臣按：爱礼存羊，可见圣人意思之大，而常人无远见，屑屑惟小费之惜，殊不知礼虽废而羊存，庶几后人因羊以求礼，而礼之废者犹可因是而复举也。虽然，岂特告朔一事为然哉？凡夫古人之礼，今虽不尽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为复兴之绪，切不可惜一时之费而灭千古之迹也。
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。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
朱熹曰：“让者，礼之实也。何有，言不难也。言有礼之实以为国，则何难之有。不然，则其礼文虽具，亦且无如之何矣，而况于为国乎？”
臣按：此章言为国以礼为本，而礼又贵乎有其实。让者，礼之实也。
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（要也）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（背也）矣夫。”
程颐曰：“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，必至于汗漫博学矣。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，则亦可以不畔道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君子学欲其博，故于文无不考；守欲其要，故其动必以礼。如此，则可以不背于道矣。”
臣按：博文、约礼，孔门传授之要道。孔子既以是为教，颜子受以为学，亦曰夫子博我以文、约我以礼。古之圣贤未用则以是礼而为学，既用则以是礼而为治，大哉礼乎，所以为天地立心者在是，为生民立命者在是。后世舍礼以为学，故其学流于异端；舍礼以为治，故其治杂于伯道。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葸（畏惧貌）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（急切也）。”朱熹曰：“无礼则无节文，故有四者之弊。”
张栻曰：“恭、慎、勇、直皆善道也，然无礼以主之，则过其节而有弊，反害之也。盖礼者存乎人心，有节而不可过者也。夫恭而无礼则自为罢（音疲）劳，慎而无礼则徒为畏惧，勇而无礼则流于陵犯，直而无礼则伤于讦切，其弊如此，岂所贵于恭、慎、勇、直哉？盖有礼以节之则莫非天理之本然，无礼以节之则亦人为之私而已，是故君子以约诸己为贵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之旨，张栻之言尽之矣。
子曰：“麻冕（缁布冠），礼也，今也纯（丝也），俭（谓省约），吾从众。拜下礼也，今拜乎上，泰也，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
朱熹曰：“缁布冠以三十升布为之，升八十缕则其经二千四百缕矣，细密难成，不如用丝之省约。臣与君行礼当拜于堂下，君辞之乃升成拜。泰，骄慢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之旨，程氏所谓“君子处世，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，害于义则不可从也”，其言可谓约而尽矣。大抵义之一言处事之权衡也，凡百天下之事，有可以增损、从违者，一皆准以此例而推其余。
《孟子》：任人（任国名）有问屋庐子（孟子弟子）曰：“礼与食孰重？”曰：“礼重。”“色与礼孰重（任人复问）？”曰：“礼重。”曰：“以礼食则饥而死，不以礼食则得食，必以礼乎？亲迎则不得妻，不亲迎则得妻，必亲迎乎？”屋庐子不能对，明日之邹以告孟子，孟子曰：“于答是也何有（不难也），不揣其本（谓下）而齐其末（谓上），方寸之木（至卑，喻食、色）可使高于岑楼（楼之高锐似山岑者，喻礼）。金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（带钩）金与一舆羽之谓哉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；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。往应之曰：‘紾（戾也）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，不紾则不得食，则将紾之乎？逾东家墙而搂（牵也）其处子则得妻，不搂则不得妻，则将搂之乎？’”
朱熹曰：“方寸之木至卑，喻食、色；岑楼至高，喻礼。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于岑楼之上，则寸木反高、岑楼反卑矣。金本重而带钩小，故轻，喻礼有轻于食、色者；羽本轻而一舆多，故重，喻食色有重于礼者。礼食、亲迎，礼之轻者也；饥而死以灭其性，不得妻而废人伦，食、色之重者也。奚翅犹言何但，言其相去悬绝，不但有轻重之差而已。紾兄之臂而夺之食，搂处子而得妻，此二者礼与食、色皆其重者，而以之相较则礼为尤重也。此章言义理、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，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，圣贤于此错综斟酌，毫发不差，固不肯枉尺而直寻，亦未尝胶柱而调瑟，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。”
臣按：此章先儒有言饮食、男女人之大欲存焉，礼则天理所以防闲人欲者也。礼本重，食、色本轻，固自有大分也，然亦不可拘拘于礼文之微者，又当随时随事而酌其中焉。
《荀子》曰：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、分界则不能不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，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、给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穷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待而长也。
礼者，人道之极也。
凡礼，事生饰欢也，送死饰哀也，师旅饰威也，是百王之所同、古今之所一也。
真德秀曰：“《荀子》书有《礼论》，其论礼之本末甚备，至其论性则以礼为圣人之伪，岂不缪哉？”
臣按：荀况《礼论》其最纯者止此数言，其余固若亦有可取者，但其意既以礼为伪，则庄周谓所言之韪而亦不免于非荀卿之论礼是也。臣恐后世人主或有取于其言，而小人之无忌惮者或因之以进说，故于论礼之末剟其可取者以献，使知其所谓伪者乃人之伪，非礼之伪也。礼者敬而已矣，敬岂可以伪为哉？
程颐曰：“学礼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，得意乃可以沿革。礼之本出于民之情，圣人因而道之耳；礼之器出于民之俗，圣人因而节文之耳。圣人复出，必因今之衣服、器用而为之节文，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。”又曰：“行礼不可全泥古，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。”
张载曰：“礼者理也，知理则能制礼，礼文残阙，须是先求得礼之意，然后观礼合此理者即是圣人之制，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，可以去取。今学者所以宜先观礼者类聚一处，他日得理以意参校。”又曰：“礼但去其不可者，其他取力能为之者。大凡礼不可大段骇俗，不知者以为怪且难之，甚者至于怒之疾之，故礼亦当有渐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时为大，古礼如此零碎繁冗，今岂可行？亦且得随时裁损耳。孔子从先进，恐亦有此意。或以礼之所以亡，正以其太繁而难行尔，曰然。”
圣人有作，古礼未必尽用，须别有个措置，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，且是要理会大本、大原。
古礼繁缛，后人于礼日益疏略，然居今而欲行古礼，而恐情文不相称，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，令有节文、制数、等威足矣。
臣按：古礼之不能行于今世，亦犹今礼之不可行于古也。虽然万古此天地，万古此人心，礼出于人心，圣人缘人情而制为礼，何有古今之异哉？盖同而不异者，程氏所谓义也、张氏所谓理也、朱氏所谓大本大原也，若夫衣服、器用之类则有不能以尽同而不得以不异焉者。臣故历采自古以来凡为礼之说类聚以为一处，如张氏所云者，使后世有志于礼学者，于此推原人心固有之理、考求先王制作之意，因其风气，顺其时势，称其情文，斟酌损益以渐行之，立为一代之制云。
以上论礼仪之节。臣按：成周盛时，以礼持世，凡其所以建国而辨方正位、体国经野、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者皆谓之礼焉，不徒以祭祀、燕享、冠昏、宾射以为礼也。太宰掌建邦之六典，以治典为先而礼典仅居其一，然其书不谓之治而谓之礼，其意可见矣。秦汉以来则不然，凡其所以治者皆谓之政，特以其所以施于郊庙、朝廷、学校而有节文、仪则者则谓之礼焉。盖三代以前以礼为治天下之大纲，三代以后以礼为治天下之一事，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污之异者以此。我太祖皇帝初得天下，于洪武元年即命中书省暨翰林院、太常寺定拟三礼，明年再命集议，又明年遍征草泽道德文章之士相与考订之，以为一代之制，今书之存者有《大明集礼》。洪武定制礼仪定式、稽古定制及诸司职掌所载者，乞命掌礼大臣著为一书以颁赐中外，使天下后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，永永遵守，亦俾后世作史者有所根据云。
卷四一
▲乐律之制（上之上）
《易》象曰：雷出地奋，豫。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（盛也）荐之上帝以配祖考。
程颐曰：“雷者，阳气奋发，阴阳相薄而成声也。阳始潜闭地中，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。始闭郁，及奋发则通畅和豫，故为豫也。坤顺震发，和顺积中而发于声乐之象也。先王观雷出地而奋和畅发于声之象，作声乐以褒崇功德，其殷盛至于荐之上帝、推配之以祖考。”
朱熹曰：“雷出地，奋和之至也。先王作乐既象其声，又取其义。殷，盛也。”吕祖谦曰：“《豫》为《易》中之乐。”
臣按：此六经论乐之始。夫乐本于人心而作于圣人，人皆知之而不知圣人所以作乐，实因天阳之雷出于地阴之中，奋发迅动以成声而有和畅豫悦之象，故既法其声，又取其义，作为一代之乐，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。然乐之用不止于一，或用于朝觐，或用于燕享，或用于群祀，而其最盛者则惟以用之荐上帝以配祖考焉。
帝曰：“夔，命汝典乐，教胄子。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”
朱熹曰：“胄，长也，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适子也。教胄子者，其所以教之之具专在于乐，如《周礼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，而孔子亦曰‘兴于诗成于乐’，盖所以荡涤邪秽，斟酌饱满，动荡血脉，流通精神，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。心之所之谓之志，心有所之必形于言，故曰诗言志。既形于言则必有长短之节，故曰歌永言。既有长短则必有高下清浊之殊，故曰声依永。声者，宫、商、角、征（音止）、羽也。人声既和，乃以其声被之八音，而为乐则无不谐协，而不相侵乱，失其伦次，可以奏之朝廷、荐之郊庙而神人以和矣。圣人作乐以养性情、育人才、事神祇、和上下，其体用、功效广大深切乃如此，今皆不复见矣，可胜叹哉。”
臣按：乐之作必谐于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之八音，使无相夺伦，然后幽足以感神、明足以感人而通畅协合焉，然推原其本则出于人心、发于人声者也。是则有虞盛时既以此为治本，又专官以之为教，使他日继世出治者皆习熟于乐，养之于心志之初，陶之于节奏之际，和之于声音之间。盖以乐也者出治之本，而人也者用乐之具，而胄子也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绝者也。
禹曰：“九功惟叙，九叙惟歌，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劝之以九歌，俾勿坏。”
朱熹曰：“九功者，合六府（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）与三事（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）也。叙者，言九者各顺其理而不汩陈以乱其常也。歌者，以九功之叙而永之歌也。言九者既已修和，各由其理，民享其利，莫不歌咏而乐其生也。董，督也。其勤于是者则戒喻而休美之，其怠于是者则督责而惩戒之，然又以事之出于勉强者不能久，故复即其前日歌咏之言，协之律吕，播之声音，用之乡人、用之邦国以劝相之，使其欢欣鼓舞，趋事赴功不能自已，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坏，此《周礼》所谓九德之歌、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谓佚能思初、安能惟始、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者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劝以九歌者，民已乐之，又因其情被之弦歌以助其乐事赴功。《周官》有县正趋其稼事、里宰趋其耕耨，龠章吹豳雅、豳颂，与夫为春酒、杀羔羊及百日之蜡、一日之泽，古之遗制犹有存者。”
臣按：大禹此言可见乐之理无乎不在，而古人作乐之意非但以用之朝廷、郊庙、学宫，而凡闾阎之下、田野之间而乐之化无不陶焉。后世此意不存，非但用乐者忘乎民之勤苦，而作乐者亦不知乐之本原所在而失其劝相鼓舞之方，治道所以不古若者有以也夫。
予欲闻六律、五声、八音，在（察也）治忽，以出纳五言，汝听。
蔡沈曰：“六律，阳律也，不言六吕者，阳统阴也。有律而后有声，有声而后八音得以依据，故六律、五声、八音言之，叙如此也。忽，治之反也。声音之道与政通，故审音以知乐，审乐以知政，而治之得失可知也。五言者，诗歌之协于五声者也。自上达下谓之出，自下达上谓之纳。汝听者，言汝当审乐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。”
臣按：声音之道与政相通，所谓六律、五声、八音者，察政治之具也。律吕调则政之得可知，律吕不调则政之失可验，人君欲因律吕声音以察夫政治之得失也，必于诗言出纳之际求之，是故言之成诗者有五，或协于宫，或协于商，或协于角、征、羽。是言也有作于外者焉，有作于内者焉，作于外者则采而纳之于上，作于内者则飏而出之于下。在下之言或安以乐、或怨以怒，听之者因其言而观其风俗之所尚，由是而达之于上焉；在上之言或乐而淫、或哀而伤，听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，由是而达之于下焉。因人言之邪正知乐音之乖和，察乐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，得则从而维持之，失则从而改革之，可见圣世君臣切切图惟治道，君于声律则曰予闻契之以其心也，臣于诗言则曰汝听审之以其耳也。吁，君欲闻于上而俾臣听于下，臣听而有得焉又以闻于君，君以臣为耳，臣以君为心，此泰和之治，所以独在虞廷而后世不能及也欤。
夔曰：“戛击（孝击也）鸣球（玉磬也）、搏（至也）拊（循也）琴瑟以咏。”祖考来格，虞宾（丹朱也）在位，群后德让。下（堂下之乐）管鼗鼓（如鼓而小有柄），合止敔（以合乐、烝以止乐），笙镛（大钟）以间。鸟兽跄跄，《箫韶》九成，凤凰来仪。
蔡沈曰：“乐之始作，升歌于堂上，则堂上之乐惟取其声之轻清者与人声相比，故曰以咏，盖戛击鸣球、搏拊琴瑟以合咏歌之声也。丹朱在位与助祭群后以德相让，则人无不和可知矣。上言以咏，下言以间，相对而言，盖与咏歌迭奏也。箫，古文作箾，舞者所执之物。《箫韶》者，舜乐之总名也。九成者，乐之九成也。功以九叙，故乐以九成。凤凰，羽族之灵者。来仪者，来舞而有容仪也。”
又曰：“戛击鸣球、搏拊琴瑟以咏者，堂上之乐也；下管鼗鼓，合止敔，笙镛以间者，堂下之乐也。”
林之奇曰：“堂上之乐以歌为主，堂下之乐以管为主，其实相合以成，别而言之则有堂上、堂下之异，合而言之则总名为《箫韶》。”
臣按：自古帝王皆有乐，黄帝曰《咸池》、帝尧曰《大章》，然徒有其名，耳未闻其声容节奏何如也，惟帝舜之《大韶》，其详载于《虞书》。解者谓韶，绍也，绍尧之道以致治也。季札至鲁观乐，见舞象箾者曰：“德至矣，尽矣，如天之无不帱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，虽甚盛德，蔑以加矣。”孔子在齐闻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。”自有虞以至季札、孔子之时几二千年矣，而其声容之盛犹足以感人如此，宜其在当时群后德让、庶尹允谐，则虽蠢如鸟兽、灵如凤凰莫不率舞而来仪，自然之应也。是其为乐尽善尽美，如天如地，后虽有作者不能加之矣。是何也？盖舜之德性之也，又以揖逊而有天下，乐以象成，而又得后夔为之掌典，故其为乐尽善而尽美，此孔子所以学之而忘肉味，而又举之教其徒以为邦，后之有天下者作为一代之乐以象其成功，尚宜仿佛其万一。立德以为乐本，择人以为乐官，求声气之元、备声容之盛，其庶矣乎。
《周礼》：大司乐（乐官之长）掌成均之法（成均，五帝学名）以治，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（公、卿、大夫之子弟），凡有道者、有德者使教焉。以乐德教国子中（不偏）、和（中节）、祗（敬也）、庸（常也）、孝（善父母）、友（善兄弟），以乐语教国子兴（托物兴词）、道（直言其事）、讽（微言以动之）、诵（以声节之）、言（发端曰言）、语（答述曰语），以乐舞教国子舞《云门》（其出如云）、《大卷》（言能聚物，二者皆黄帝乐）、《大咸》（尧乐）、《大磬》（与韶同舞乐）、《大夏》（禹乐）、《大褷》（汤乐）、《大武》（武王乐）。以六律（黄钟、大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）、六同（大吕、夹钟、中吕、林钟、南吕、应钟）、五声（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）、八音（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）、六舞（六代乐舞）大合乐（律同声音，六舞所以大合乐也）以致鬼神示（奏之郊庙），以和邦国（颁之诸侯）、以谐万民（用之乡射）、以安宾客（用之燕享）、以说远人（四夷之君）、以作动物（索万物而享之）。
臣按：先王作乐以教国子，自虞廷以来已然，盖乐以象成，有国者既赖其先世以共成治功，所以用其子若弟，又将以继续前人之功，冀其异时以辅佑我后人，故于其幼稚之日、未用之先，求道德之士以为其师保，声容以养其耳目，舞蹈以养其血脉，和平其善心，荡涤其邪志。教之德则异时居位足以辅德而长人，教之语则异时莅任足以宣辞而专对，教之舞则异时出入朝着临莅大众，周旋动容足以著表仪而华国体。朝廷之事莫大于礼乐，礼主严而乐主和，和之入人也尤易而深，然其义理渊微，而声容节奏之间有非旦夕所能究竟者，故使之朝斯夕斯以讲习。其所谓律吕、声音及历代之舞节，大会合以为乐，或用之郊庙，或颁之侯国，或施之乡射，或用之燕享，远而行之于四夷之来朝者，幽而索诸农民之蜡祭者焉。国家政治之施，合内外，通幽明，和上下，皆必赖于乐。今日所以用乐者即前日所教之人也，今日又教之以为他日之用，继继承承而不绝焉，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礼乐明备、治教休明、血脉关节常相联络而享有道之长与欤。
太师（乐工之贤者）掌六律、六同以合阴阳之声（六律，阳声；六吕，阴声），阳声（六律）黄钟、大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，阴声（六吕）大吕、应钟、南吕、函钟、小吕、夹钟，皆文之以五声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，皆播之以八音金（钟）、石（磬）、土（埙）、革（鼗鼓）、丝（琴瑟）、木（敔）、匏（笙）、竹（管箫），教六诗曰风（诸侯国风）、曰赋（直陈其事）、曰比（即物为比）、曰兴（托物兴辞）、曰雅（大小雅）、曰颂（祭祀歌颂），以六德为之本，以六律为之音。大祭祀，帅瞽登歌（帅瞽朦升堂而歌），令奏击拊（拊形如鼓），下管播乐器（吹管者在下），令奏鼓朄（音胤，小鼓也），大飨亦如之（飨诸侯亦如祭祀也）。大射，帅瞽而歌射节（用之大射）。大师（大起军旅），执同、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。
吴澂曰：“六律、六同以合阴阳之声，天地自然之理也。盖日月所会，在天为十二舍，在地为十二辰，而律、同生焉。所以言阴阳之合，阳道常饶，故其律顺而左旋，阴道常乏，故其律逆而右转，无非应乎日月之所会而为天地自然之合，所谓合阴阳之声者，本诸此乎？六律属阳，六吕属阴，以阴之同乎阳，故谓之同，所以合阴阳之声。总而言之，则有十二律也。十二律各具五声，数多而浊者大，少而清者细，大不逾宫，细不逾羽，征之声清于角，角之声清于商，惟五声相比而成文，故曰文之以五声。然五声寓于八音，金、石、土为阴，阴逆推其所始，是以先金、石而后土；匏、竹、木为阳，阳顺序其所生，是以先匏、竹而后木；革、丝居阴阳之正，是以先革而后丝，故曰皆播之以八音。”
典同（同即六同也，言同以见律）掌六律、六同之和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（阳声属天，阴声属地），以为乐器，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（一、二、三、四为数，分、寸、丈、尺为度），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（大小之剂、广狭之量），凡和乐亦如之（调和乐声皆如是也）。
王安石曰：“天地四方各有阴阳之声，是为十有二声。辨十有二声，杂比而和之，取中声焉以为乐器。”
臣按：太师主于和声，所合者阴阳之声也；典同主于制器，所辨者不止于阴阳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。太师既合其声而又付之典同，使辨其阴阳以制器焉。盖乐非声不成，而所以寓其声者器也。律属阳，吕属阴，阴必同于阳而无所乖异，则乐和矣，故其合声也必本乎阴阳，而其制器也亦必合乎阴阳。凡所以为之度数、为之齐量皆不能外乎阴阳之律与声焉，阴阳既合，文之以五声，播之以八音，歌之以诗，寓之以器，以祭、以燕、以射无不和协者矣。
《礼运》曰：五声、六律、十二管还相为宫也。
陈澔曰：“五声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也。六律，阳声黄钟子、太蔟寅、姑洗辰、蕤宾午、夷则申、无射戌也；阴声谓之六吕，大吕丑、应钟亥、南吕酉、林钟未、仲吕巳、夹钟卯也，六律、六吕皆是候气管名。还相为宫者，宫为君主之义，十二管更迭为主，自黄钟始，当其为宫，五声皆备，黄钟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征、上生大蔟为商、下生南吕为羽、上生姑洗为角，余仿此，林钟第二宫、大蔟三、南吕四、姑洗五、应钟六、蕤宾七、大吕八、夷则九、夹钟十、无射十一、仲吕十二也。”
臣按：《书》曰“声依永，律和声”，盖律以五声而辨，声以十二律而和，然五声之中又各有变焉，非变有所不能尽也。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声，五声之外又有所谓二变者焉，黄钟为宫，则林钟征、大蔟商、南吕羽、姑洗角而应钟为变宫、蕤宾为变征矣，其十一律为宫皆然，旋之为十二宫，折之为八十四声类，皆五位为五音，第之至六为变宫，又第之至七为变征，然后旋转为宫，次第无穷矣。
以上论乐律之制（上之上）
卷四二
▲乐律之制（上之下）
《乐记》曰：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生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，声相应故生变，变成方谓之音，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。
陈澔曰：“凡乐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于物而生，人心虚灵不昧，感而遂通，情动于中，故形于言而为声，声之辞意相应，自然生清浊、高下之变，变而成歌诗之方法则谓之音矣。成方犹言成曲调也。比合其音而播之乐器及舞之干戚羽旄，则谓之乐焉。干戚，武舞也；羽旄，文舞也。”
臣按：此推原作乐之本。盖以乐之为乐，人见其备金石丝竹之音、干戚羽旄之舞，以为乐在是矣，而不知其所以有清浊、高下之变而合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之调者，其本元之所自则由乎人心之感物而然也。
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，声音之道与政通矣。
陈澔曰：“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感，而人心哀乐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，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。治世政事和谐，故形于声音者安以乐；乱世政事乖戾，故形于声音者怨以怒；将亡之国其民困苦，故形于声音者哀以思，此声音所以与政通也。”
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征为事，羽为物，五者不乱则无怗珣（憋败）之音矣。
刘彝曰：“宫属土，弦用八十一丝为最多而声至浊，于五声独尊，故为君象；商属金，弦用七十二丝，声次浊，故次于君而为臣象；角属木，弦用六十四丝，声半清半浊，居五声之中，故次于臣而为民象；征属火，弦用五十六丝，其声清，有民而后有事，故为事象；羽属水，弦用四十八丝，为最少而声至清，有事而后用物，故为物象，此其大小之次也。五声固本于黄钟为宫，然还相为宫则其余十一律皆可为宫，宫必为君而不可下于臣，商必为臣而不可上于君，角民、征事、羽物皆以次降杀，其有臣过君、民过臣、事过民、物过事者，则不用正声而以半声应之，此八音所以克谐而无相夺伦也。然声音之道与政相通，必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乱，则声音和谐而无怗珣也。”
臣按：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五者该尽天下之理，一乐之作而万理无不该尽，先王作乐，以一声寓一理，于其声之高下而验其理之得失，觉其有失则乘除抑扬以应之，使之必得其平，协比和谐无相凌夺，然后反求于吾之政治。宫音有失则求之于君，商音有失则求之于臣，以至角、征、羽之失而求之民、事、物者皆然，如此，则乐音与政事常相流通，则凡一世之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。前代之人如万宝常、张文收皆能以音乐而知时政之得失，非虚语也。
郑卫之音，乱世之音也，比于慢矣；桑间、濮上（皆卫地）之音，亡国之音也，其政散其民流，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
司马迁曰：“卫灵公适晋，舍濮上，夜闻琴声，召师涓听而写之，至晋命涓为平公奏之，师旷曰：‘此师延靡靡之声，武王伐纣，师延投濮水死，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也。’”
臣按：声音之道与政相通，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政治而观其声音，其音安以乐者其政必和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，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，政之和者治国也，政之乖者乱国也，民之困者将亡之国也。国之将亡，其政必散，其民必流，政散则诬罔其上，罔上则民无诚心矣，民流则肆行其私，行私则无公心矣，如此行之不已，则靡靡之乐所由作焉。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谨于礼乐刑政之施，以为感化斯人之本，恒使吾之政咸和而不乖、吾之民咸安而不困，采民之歌诗、顺民之情性，协比以成文，播奏以为乐，使天下之人闻吾之声者知吾之德、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、审吾之乐者得吾之政。
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，乐者通伦理者也，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，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，唯君子为能知乐，是故审声以知音、审音以知乐、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。
方悫曰：“凡耳有所闻者皆能知声，心有所识者则能知音，道有所通者乃能知乐。若瓠巴鼓瑟游鱼出听、伯牙鼓琴六马仰秣，此禽兽之知声者也；魏文侯好郑卫之音、齐宣王好世俗之乐，此众庶之知音者也；若孔子在齐之所闻、季札聘鲁之所观，此君子之知乐者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而上本人心以为治，其政治寓于声乐之中，故审其声乐即知其政治之所以然。三代而下一切从事于簿书、期会，刑罚、兵戎之末，所谓乐者特用以行礼耳，不本于人心、不协于律吕，人之气不复关于天，君之政不复寓于乐，故流为苟简之治而无复文明之化者，此也。
是故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数，制之礼义，合生气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阳而不散，阴而不密，刚气不怒，桑气不慑，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，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。
臣按：圣人作乐必本于人之性情，性之未发者中也，发为情而中节者和也，而又稽考于天然自有之度、物理自然之数，或长或短、曰多曰少皆必合于古昔之制焉。然乐之作也必与礼俱，而礼则各有所宜，又必裁制于礼之义焉。律阳而吕阴，必使其协比谐和，则生气之在天者，阳之气不至于散泄、阴之气不至于秘密矣；仁、礼、义、智、信在人为常行，必使其道达流通，则常德之在人者，刚之气不至于忿怒、柔之气不至于怯慑。如此，则天地之阴阳、人心之刚柔，四者各得其中而和畅焉，交畅于中而发形于外，于是宫君、商臣、角民、征事、羽物各安其位而不相夺伦矣。
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，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；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，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。倡和有应，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。
郑玄曰：“奸声、正声感人是倡也，而逆气、顺气应之是和也。回谓乖违，邪谓邪僻，及曲之与直各归其善恶之分，善归善分，恶归恶分，而万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恶之类自相感动也。”
辅广曰：“由是观之，先王之乐固非一日之积也，而乐之和与淫亦岂一人之所能为哉？自声之感气，气之成象，然后乐兴焉。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写之于八音，固不能有所加损于其间也，至纣为靡靡之乐，亦其逆气自然之象耳。”
臣按：说者皆谓声乐之作出于人君之心，而此则谓声感人而气应，气应而成象然后乐兴焉。盖以声出人君之心而其声有正有奸，此以声感彼以气应，一倡一和，相为应验，或形于咏歌，或著于舞蹈，斐然而成章，粲然而成列，是以其为乐也有淫有和焉。自古圣君建中和之极以为乐本，声之出者必致其谨，非合于天理之正也有所不言，惟恐其或流于奸而致逆气之应也。
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、动以干戚、饰以羽旄、从以箫管，奋至德之光，动四气之和，以著万物之理。
孔颖达曰：“动发心志以声音，文饰声音以琴瑟，振动形体以干戚，装饰乐具以羽旄，随从音乐以箫管，用以奋动天地至德之光则神明来降，感动四时气序之和则风雨顺、寒暑时，以著万物之理则万物得其所也。”
陆佃曰：“奋犹发也，若《大章》所以发尧德之光，《大韶》所以发舜德之光。”
臣按：此章上文既言奸声乱色不留聪明，淫乐慝礼不接心术，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，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，必如上所言然后可以作乐，不然则无其本矣。“人而不仁如乐何”，“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”，夫既修身以为作乐之本，然后从之以声容、备之以器数，在己则奋至德之光，在天则动四气之和，在地则著万物之理矣。
是故清明象天、广大象地、终始象四时、周旋象风雨，五色成文而不乱，八风从律而不奸，百度得数而有常，小大相成，终始相生，倡和、清浊迭相为经，故乐行而伦清，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，移风易俗，天下皆宁。
郑玄曰：“八风，八方之风也。律，十二月之律也。距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，四十五日明庶风至，四十五日清明风至，四十五日景风至，四十五日凉风至，四十五日阊阖风至，四十五日不周风至，四十五日广莫风至。”
张载曰：“正乐既行故人伦之道清，不视听奸乱故耳目聪明，口鼻心知百体皆由顺正，故血气和平，风移俗易。移是移徙之名，易是改易之称，易前之恶从今之善。上行谓之风，下习谓之俗。”
方悫曰：“清明者乐之声，故象天；广大者乐之体，故象地；终始者乐之序，故象四时；周旋者乐之节，故象风雨。”
应镛曰：“五声配乎五行之色，八音配乎八卦之风，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，则百度各得其数。曰不乱、不奸以至有常，言其常而不紊也。曰相成、相生以至迭相为经，言其变而不穷也。”
臣按：自古圣人以乐为内外交修之要，始也由修身而后作乐，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；终也因乐行而养德，以致夫风俗移易之美，乐之功效大矣哉。
故曰乐者乐也，君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，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，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广乐以成其教，乐行而民乡方，可以观德矣。
程颐曰：“人虽不能无欲，然当有以制之，无以制之而惟欲之从，则人道废而入于禽兽矣。”
臣按：乐之所以为乐，因乎人情之所乐而已矣。然人情之所乐者则各有不同焉，中人以上所乐者在乎道理，中人以下所乐者在乎情欲，是以君子之人必反其情以和其志，以道义之正而制情欲之私。所以然者，广乐以成其教耳。广吾所乐之道以寓之声容之间，以成天下之教，使凡天下之有耳目口鼻心知之欲者皆知反其情，不以其私而忘乎道义之正，莫不各有所以趣向之方焉，如此，则君子之德从可知矣。
诗，言其志也；歌，咏其声也；舞，动其容也。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，是故情深而文明，气盛而化神，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，惟乐不可以为伪。
臣按：乐之为乐，曰声、曰容、曰器三者而已，声寓于歌，容著于舞，歌之所协者金、石、丝、竹，舞之所执者干戚、羽旄。然推原其本则出于心，具于性而为德，发于志而为诗，由是而协于声则为歌诗之章，见于形则为文、武之舞，情之感于中者深则文之著于外者明，如天地之气盛于内则化之及于物者神妙不测也。此无他，有和顺积于中，斯有英华发于外，有诸中必形于外，夫岂可以声音像貌而伪为之乎？由是观之，则可见为乐之本在于心，而心之所以大和极顺者又在乎诚也。
是故情见而义立，乐终而德尊，君子以好善，小人以听过，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。
陈澔曰：“情见于乐之初而见其义之立，化成于乐之终而知其德之尊。君子听之而好善，感发其良心也；小人听之而知过，荡涤其邪秽也。故曰以下引古语结之。”
臣按：此章诸家皆以为论《大武》之乐，陈氏特以为通论乐与舞之理，如此末引古语所谓生民之道乐为大焉。盖动之以形者不若动之以声，喻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，不假之教条，无待于约束，潜销默化，自然相忘于不知不识之天，大哉乐乎，斯其至矣。
魏文侯问于子夏曰：“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，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，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，新乐之如此何也？”子夏对曰：“今夫古乐，进旅（众也）退旅（进退齐一），和正以广，弦匏笙簧会守拊鼓（众乐待鼓而作），始奏以文（谓鼓），复乱（卒章）以武（铙也），治乱以相（拊也），讯（治也）疾（急也）以雅（乐器）。君子于是语、于是道古，修身及家，平均天下，此古乐之发也。今夫新乐，进俯退俯（行列杂乱），奸声以滥（不正），溺而不止，及优（俳优）侏儒（短小之人），釭（狝猴）杂子女，不知父子，乐终不可以语、不可以道古，此新乐之发也。”
臣按：子夏既别古乐、新乐之异以告文侯，而下又告之，以其所问者乃乐而所好者则音，而音有德音、溺音之不同，而总结之曰：“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，君好之则臣为之，上行之则民从之。”所谓好恶者，谓好古乐、恶新乐也。文侯不能谨其所好恶，好其所当恶，恶其所当好，听古乐则思睡，听新声则不知倦，好恶之不谨故也。谨之一言，其人君为治之本，岂但乐之一事乎？
夫乐者，象成者也。总干而山立，武王之事也；发扬蹈厉，太公之志也；武乱皆坐，周召之治也。
陈澔曰：“言作乐者仿象其成功，故将舞之时，舞人总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动，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诸侯之至，故曰武王之事也；所以发扬蹈地而猛厉，象太公威武鹰扬之至也。乱，乐之卒章也。上章言复乱以武，言武舞将终而坐，象周公、召公文德之治，盖以文而止武也。”
臣按：此孔子因宾牟贾问武乐而答之也，先儒辅氏谓此三言说尽武乐之事。
且夫《武》，始而北出，再成而灭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国是疆，五成而分陕，周公左、召公右，六成复缀，以崇天子。
陈澔曰：“成者，曲之一终。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，故云始而北出也。此是一成，再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，象灭商也。三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至第四位，极于此而反乎南，象克殷而南还也。四成则舞者从北头第一位却至第二位，象伐纣之后疆理南方之国也。五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，乃分为左右，象周公居左、召公居右也。缀谓南头之初位也，六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而复于南之初位，乐至六成而复初位，象武功成而归镐京，四海皆尊崇为天子矣。”
臣按：帝王之乐莫盛于《韶》《武》，孔子以之而并论而皆有尽美之称。《韶》以九成，《武》以六成，后世言文乐者宗《韶》、言武乐者宗《武》，皆所谓至矣尽矣，不可复加者也。《韶》乐之制备于《虞书》，《武》舞之义详于《乐记》，后世有志于帝王之乐者，尚有考于斯二者以为万世作乐之准。
《春秋传》：隐公五年，公问羽数于众仲，对曰：“天子用八（八八六十四人），诸侯用六（六六三十六人），大夫四（四四十六人），士二（士有功赐乐，二二四人）。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（八方之风），故自八以下。”
臣按：舞佾之数惟天子得以尽物数，故以八为列。范祖禹所谓自上而下，降杀以两两之间，不可以毫发僭差也。
昭公二十年，晏子曰：“先王之济五味、和五声也，以平其心、成其政也。声亦如味（济和五声亦如五味），一气（乐以气动，故居第一）、二体（舞有文武）、三类（风、雅、颂）、四物（四方之物以成器）、五声（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）、六律（黄钟、大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）、七音（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、变宫、变征）、八风（八方之风，条风、明庶风、清明风、景风、凉风、阊阖风、不周风、广冀风）、九歌（九功之事皆可歌也）以相成也（合此九者然后为乐），清浊、小大、短长、疾徐、哀乐、刚柔、迟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（密）疏（稀）以相济也（合此十者相济后和）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。”
臣按：晏子此言非专为乐也，借乐以喻人之和耳。然前九者尽乐之大纲，后十者备乐之要用，作乐者必本诸此然后无所遗，听乐者必达诸此然后无不通。
《国语》：周景王将铸无射，问律于伶（司乐官）州鸠（人名），对曰：“律所以立均出度也。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，度律（度其长短）均（平也）钟，百官轨（道也）仪（法也），纪之以三（天、地、人），平之以六（律也），成于十二（十二律吕），天之道也。夫六，中之色也，故名之曰黄（中色）钟（聚也，阳气聚于此），所以宣养六气（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）、九德（即六府三事）也。由是第之，二曰大蔟（阳气太蔟达子上），所以金奏（太蔟正声为商，故为金奏）赞阳（赞佐阳气）出滞（发出滞伏）也；三曰姑洗（姑洁洗濯），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（合致神人，享宴纳宾）也；四曰蕤宾（阴气委蕤于上，阳气盛长于下，有似宾主），所以安靖神人，献酬交酢也；五曰夷则（夷，平；则，法），所以咏歌九则（九功之法则）平民无贰（疑贰）也；六曰无射（阳气收藏，万物无射），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，示民轨仪也。为之六间（六间即六吕，在阳律之间）以扬沉伏（发扬滞伏之气）而黜（去也）散越（扬也）也，元间（阴系于阳以黄钟为主，故曰元间）大吕（天气成于黄钟，受之于大吕），助宣物也；二间夹钟（助阳钟聚），出四隙之细（四时间隙之气细微者）也；三间中吕，宣中气也；四间林（气盛也）钟，和展（审也）百事，俾（使也）莫不任（任职）肃（速也）纯（大也）恪（敬也）也；五间南（任也）吕，赞阳秀也；六间应（台也）钟，均利器用，俾应复也。律吕不易，无奸物也。细（细声谓角、征、羽）钧（调也）有钟（大为钟）无镈（小为镈），昭（明也）其大也；大（大声谓宫、商）钧有镈无钟，甚大无镈，鸣其细也（细则用大，以大平细；大则用小，以小平大。至则甚，大则独。鸣其细，细谓丝、竹、革、木）。大昭小鸣，和之道也。和平则久，久固则纯，纯明则终，终复则乐，所以成政也，故先王贵之。”
朱熹曰：“均只是七钧，如以黄钟为宫，便以林钟为征、太蔟为商、南吕为羽、姑洗为角、应钟为变宫、蕤宾为变征，这七律自为一钧，其声自相谐应。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，众声皆合律方可用，后来人想不解，去逐律吹得。京房始有律准，乃是先做下一个，子母调得正了，后来只依此为准。《国语》谓之均，梁武帝谓之通，其制十三弦，一弦是全律。”
臣按：《国语》载伶州鸠对周景王之言，所以发明十二律之名义，居然可见考之。是时单穆公又告王钧音之说，有曰“先王之制钟也，大不出钧，重不过石，律度量衡于是乎生，小大器用于是乎出”，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说也。均者钧钟也，以木长七尺，有弦系之以为钧，法用以度钟之大小、清浊也，汉大予乐有之。
《家语》：孔子曰：“夫先王之制音也，奏中声以为节，流入于南不归于北。夫南者生育之乡，北者杀伐之域，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，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，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，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。小人之音则不然，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，中和之感不载于心，温和之动不存于体，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也。昔者舜弹五弦之琴，造《南风》之诗，其诗曰：‘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’唯修此化，故其兴也勃然，德如泉流，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；殷纣好为北鄙之声，其废也忽然，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。夫舜起布衣，积德含和而终以帝；纣为天子，荒淫暴乱而终以亡。”
臣按：《家语》此章，孔子闻仲由鼓琴而发也，盖人心善恶皆于乐声见之，故孔子闻其琴声而为此言。既言乐必以中声为节，而又推其声有南北之异。南者生育之乡，舜歌《南风》之诗，其兴也勃然，含和而终以帝；北者杀伐之域，纣好北鄙之声，其废也忽然，暴乱而终以亡。人君之于音乐乌可以不谨其所好乐者乎？然舜非独帝也，当世化之皆有谐让之美；纣非独亡也，当世化之皆变靡靡之风。由是观之，声之有南北其来也远矣。今世乐部亦分为南北，北音自金、元始有之，世因谓宋世以来所遗之音，南音流于哀怨，北音极其暴厉。我国家复二帝三王之正统，而世俗所尚之音犹有未尽去者，所以奏中声之节，歌解愠、阜财之诗，一洗亢丽微末之习，不能无望于当代之英君谊辟云。
以上论乐律之制（上之下）
卷四三
▲乐律之制（中）
《论语》：子语鲁太师乐曰：“乐其可知也，始作翕如也，从之纯如也、如也，绎如也以成。”
朱熹曰：“语，告也。太师，乐官名。时音乐废阙，故孔子教之。翕，合也。从，放也。纯，和也。愊，明也。绎，相续不绝也。成，乐之一终也。”
谢良佐曰：“五音、六律不具，不足以为乐。翕如，言其合也。五音合矣，清浊、高下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，故曰纯如。合而和矣，欲其无相夺伦，故曰愊如。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，不相反而相联如贯珠可也，故曰绎如也以成。”
臣按：此孔子自卫反鲁正乐之时，所以告太师之言也。元许谦谓：“大要乐声翕合须要纯和，不可背戾。八音之中，金声最高，竹、革之声次之，匏音次之，丝音又次之，石音最低。作乐八音皆和，声声俱见，不可使声高掩声下者，故曰愊如。既各自要分晓，又恐声音不相合，意思不相联属，故又曰绎如。玩其本文，始、从、成是作乐始、中、终三节，翕及纯、愊及绎乃三节中之节奏，后世有作者当以圣人之言为法。”
子谓《韶》尽美矣又尽善也，谓《武》尽美矣未尽善也。
朱熹曰：“《韶》，舜乐；《武》，武王乐。美者声容之盛，善者美之实也。舜绍尧致治，武王伐纣救民，其功一也，故其乐皆尽美。然舜之德，性之也，又以揖逊而有天下；武王之德，反之也，又以征诛而得天下，故其实有不同者。”
臣按：朱熹谓：“《韶》《武》皆不可考，但《书》称德惟善政，至劝之以九歌，此便是作《韶》乐之本，所谓九德之歌、九韶之舞是也。武王之《武》，看《乐记》便见，盖是象伐纣之事。所谓南者，自南而北伐纣也，气象便不甚和，《韶》乐只是和而已。”
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不知肉味，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。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，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，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。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《韶》尽美又尽善，乐之无以加此也，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，而叹美之如此，诚之至、感之深也。”
臣按：大舜《韶》乐之作前无伦而后无继也，孔子生于舜千七百年之后，一旦闻而学之乃至于忘味，则在当时可知也。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”
朱熹曰：“鲁哀公十一年冬，孔子自卫反鲁。是时周礼在鲁，然《诗》学亦颇残阙失次，孔子周流四方，参互考订以知其说，晚知道终不行，故归而正之。”又曰：“前汉《礼乐志》云：‘王官失业，雅颂相错，孔子论而正之。’故其言如此。”
臣按：乐居六经中之一，其为用最为急者。孔子删述六经，其五者皆有成书，而乐独阙焉。其所以为乐者，其书不复可见，幸有此数言载于鲁《论》之中。然不徒曰乐而且谓乐正者，正之一言，盖有以见乐之在当时其错杂无伦、淫邪不正，实有赖于圣人之正定也。
颜渊问为邦，子曰：“乐则《韶》舞，放郑声。”
张载曰：“礼乐治之法也，放郑声、远佞人，法外意也。一日不谨则法坏矣，虞夏君臣更相饬戒，意盖如此。”朱熹曰：“取其尽善尽美。放谓禁绝之。郑声，郑国之音。”
臣按：先儒有曰治道成于乐，郑声，乐之淫者，能摇荡人之性情以坏其成，故放绝之。大抵乐之为乐，虽备于声容，而其本原之所始则起于《诗》之言志。故圣人正乐以为常经，必使雅、颂之得所；取《韶》以立治法，必戒郑声之淫荡。后世有作，本九德之歌为九成之乐，用夫雅、颂之正而戒夫郑、卫之淫，则古乐不难复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