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44/183）-清-永瑢

（本文为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第 44/183 部分）

国朝厉鹗撰。鹗字太鸿，钱塘人，康熙庚子举人，是书拾《辽史》之遗，有注有补。均摘录旧文为纲，而参考他书条列於下。凡有异同，悉分析考证，缀以按语。《国语解》先后次第与《目录》有不合者，亦悉为釐正。又补辑辽境四至，及风俗物产诸条於后。其中如刘守光自为节度使，《唐书》及《五代史》列传载之最详，乃独取《资治通鉴》一条。李嗣源之救幽州，不引《契丹国志》，亦仅引《通鉴》。王都破唐兵，《五代史》与诸书互有同异，而不加考辨。金克中京，《大金国志》叙次最悉，乃独取《松漠纪闻》数言。保大以后，辽事载於《宋史》纪传者最多，皆略而不取。似此之类，皆颇有所遗。又兰亭石刻之类，蔓延铺叙，与史事毫无所关，亦未免嗜博爱奇，伤於泛滥。然元修三《史》，莫繁冗於《宋》，莫疏略於《辽》。鹗采摭群书，至三百馀种，均以旁见侧出之文，参考而求其端绪，年月事迹，一一钩稽。其补唐中和诸人之传，及《礼志》之补幡胜、《乐志》之补聒帐、《舆服志》之补金冠窄袍、《食货志》之补赋税名目，皆采辑散佚，足备考证。鹗《樊榭诗集》中自称所注《辽史》，比於裴松之之《三国史注》，亦不诬也。至於卷末《国语解》，对音舛误，名义多乖。由作史者昧於翻译，故因仍故牍，致失其真。鹗虽釐正其次第，而索伦旧语，既非所知，故旧史驳文，未能考定。今《三史国语》悉蒙钦定，一洗前代之讹，足以昭示万古。鹗所附赘，存而不论可矣。
△《金史》一百三十五卷（内府刊本）
元托克托等奉敕撰。
凡《纪》十九卷、《志》三十九卷、《表》四卷、《列传》七十三卷。金人肇基东海，奄有中原。制度典章，彬彬为盛。徵文考献，具有所资。即如大金吊伐一录，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，及天会三年再举伐宋，五年废宋立楚，至康王南渡，所有国书、誓诰、册表、文状、指挥牒檄，以载於故府案牍者具有年月，得以编次成书。是自开国之初即已遗闻不坠。《文艺传》称元好问晚年以著作自任。以金源氏有天下，典章法制，几及汉、唐。国亡史作，己所当任。时《金国实录》在顺天张万户家，乃言於张，愿为撰述。既因有阻而止，乃构野史亭，著述其上。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，采摭所闻，有所得，辄以片纸细字为记，录至百馀万言。纂修《金史》，多本其所著。又称刘祁撰《归潜志》，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。是相承纂述，复不乏人。且考托克托等《进书表》，称张柔归《金史》於其前，王鹗辑金事於其后。是以纂修之命，见诸敷遗之谋，延祐申举而未遑，天历推行而弗竟。是元人之於此书，经营已久，与宋、辽二《史》取办仓卒者不同。故其首尾完密，条例整齐，约而不疏，赡而不芜，在三《史》之中，独为最善。如载《世纪》於卷首，而列景宣帝、睿宗、显宗於《世纪补》，则酌取《魏书》之例。《历志》则采赵知微之《大明历》，而兼考浑象之存亡。
《礼志》则掇韩企先等之《大金集礼》，而兼及杂仪之品节。《河渠志》之详於二十五埽。《百官志》之首叙建国诸官。咸本本元元，具有条理。《食货志》则因物力之微，而叹其初法之不慎。《选举志》则因令史之正班，而推言仕进之末弊。《交聘表》则数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险，不能自强。皆切中事机，意存殷鉴。卓然有良史之风。惟其《列传》之中，颇多疏舛。如杨朴佐太祖开基，见於《辽史》，而不为立传。晋王宗翰之上书乞免，见《北盟会编》。渖王宗弼之遗令处分，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。皆有关国政，而本传不书。海陵之失德既见於《本纪》，而诸嬖之猥亵，复详述於《后妃传》。王伦以奉使被留，未尝受职，而传列於《郦琼》、《李成》之后。《张邦昌传》既云《宋史》有传，事具《宗翰》等传，而复引《本纪》之文，列於《刘豫》之前。皆乖体例。至昌本之南走，施宜生之泄谋，宇文虚中之谤讪，传闻异辞，皆未能核定。亦由於只据实录，未暇旁考诸书。然《宋史》载两国兵事，多采摭宋人所记，不免浮词。如采石之战，其时海陵士卒，闻大定改元，离心自溃。虞允文攘以为功，殊非事实。此书所载，独得其真。泰和以后诸臣传，尤能悉其情事。盖好问等得诸目睹，与传闻异词者殊也。卷三十三、卷七十六中有阙文，盖明代监版之脱误。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补，仍为完帙云。
△《元史》二百十卷（内府刊本）
明宋濂等奉敕撰。
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《实录》，命修《元史》，以濂及王祎为总裁。二月，开局天宁寺。八月，书成，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。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。明年二月，诏重开史局，阅六月，书成。为《纪》四十七卷，《志》五十三卷，《表》六卷，《列传》九十七卷。书始颁行，纷纷然已多窃议。迨后来递相考证，纰漏弥彰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摘其《赵孟頫》诸传，备书上世赠官，仍志铭之文，不知芟削。《河渠志》言耿参政，《祭祀志》言田司徒，引案牍之语，失於翦裁。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又谓其急於成书，故前后复出。因举其一人两传者，条其篇目，为仓猝失检之病。然《元史》之舛驳不在於蒇事之速，而在於始事之骤。以后世论之，元人载籍之存者，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。以订史传，时见牴牾，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。其在当日，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。后世所谓古书，皆当日时人之书也。其时有未著者，有著而未成者，有成而未出者，势不能裒合众说，参定异同。考徐一夔《始丰稿》，有《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》云：“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。日历者，史之根柢也。至起居注之设，亦专以甲子起例。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。元则不然，不置日历，不置起居注，独中书置时政科。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。及易一朝，则国史院据所付修《实录》而已，其於史事固甚疏略。幸而天历间虞集仿《六典》法，纂《经世大典》，一代典章，文物粗备。是以前局之史，既有十三朝《实录》，又有《经世大典》可以参稽，廑而成书。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，既无《实录》可据，又无参稽之书，惟凭采访以足成之。窃恐事未必核，言未必驯，首尾未必贯穿也”云云。则是书之疏漏，未经属草以前，一夔已预知之，非尽濂等之过矣。惟是事迹虽难以遽详，其体例则不难自定，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。今观是书，三公宰相，分为两表；《礼乐》合为一志，又分《祭祀》、《舆服》为两志。《列传》则先及《释老》，次以《方技》，皆不合前史遗规。而删除《艺文》一志，收入《列传》之中，遂使无传之人，所著皆不可考，尤为乖迕。又《帝纪》则定宗以后、宪宗以前，阙载者三年，未必《实录》之中竟无一事，其为漏落显然。至於《姚燧传》中述其论文之语，殆不可晓。证以《元文类》，则引其《送畅纯甫序》，而互易其问答之辞，殊为颠倒。此不得委诸无书可检矣。是则濂等之过，无以解於后人之议者耳。《解缙集》有《与吏部侍郎董伦书》，称《元史》舛误，承命改修云云。其事在太祖末年，岂非太祖亦觉其未善，故有是命欤？若夫《历志》载许衡、郭守敬之《历经》、李谦之《历议》，而并及《庚午元历》之未尝颁用者，以证其异同。《地理志》附载潘昂霄《河源考》。而取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，分注於下。《河渠志》则北水兼及於卢沟河、御河，南水兼及於盐官海塘、龙山河道，并详其缮濬之宜，未尝不可为考古之证。读者参以诸书而节取其所长可也。
△《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》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。
考译语对音，自古已然。《公羊传》所称地物从中国，邑人名从主人是也。译语兼释其名义，亦自古已然。《左传》所称楚人谓乳穀，谓虎於菟。《穀梁传》所称吴谓善伊，谓稻缓。号从中国，名从主人是也。间有音同字异者。如天竺之为捐笃、身毒、印度，乌桓之为乌丸。正如中国文字，偶然假借，如欧阳汉碑作欧羊，包胥《战国策》作勃苏耳。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。自《魏书》改柔然为蠕蠕，比诸蠕动，已属不经。《唐书》谓回纥改称回鹘，取轻健如鹘之意，更为附会。至宋人武备不修，邻敌交侮，力不能报，乃区区修隙於文字之间。又不通译语，竟以中国之言，求外邦之义。如赵元昊自称兀卒，转为吾祖，遂谓吾祖为我翁。萧鹧巴本属蕃名，乃以与曾淳甫作对，以鹧巴鹑脯为恶谑。积习相沿，不一而足。元托克托等修宋、辽、金三《史》，多袭旧文，不加刊正。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。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，今所传纳新《金台集》首，有所题篆字，亦自署曰“泰不华”，居然讹异。盖旧俗已漓，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，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。迨及明初，宋濂等纂修《元史》，以八月告成，事迹挂漏，尚难殚数。前代译语，更非所谙。三《史》所附《国语解》颠舛支离，如出一辙，固其宜也。我皇上圣明天纵，迈古涵今，洞悉诸国之文，灼见旧编之误，特命馆臣，详加釐定，并一一亲加指示，务得其真。以索伦语正《辽史》凡十卷。首君名，附以后妃、皇子、公主；次宫卫，附以军名；次部族，附以属国；次地理；次职官；次人名；次名物；共七门。以满洲语正《金史》凡十二卷。首君名，附以后妃皇子；次部族；次地理；次职官，附以军名；次姓氏；次人名，附以名物；共六门。以蒙古语正《元史》凡二十四卷。首帝名，附以后妃、皇子、公主；次宫卫，附以军名；次部族，附以国名；次地理；次职官；次人名；次名物；共七门。各一一著其名义，详其字音。字音为汉文所无者，则两合三合以取之。分析微茫，穷极要窅。即不谙翻译之人，绎训释之明，悟语声之转，亦觉釐然有当於心，而恍然於旧史之误也。盖自《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》出，而国语之精奥明。至此书出，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。不但宋、明二《史》可据此以刊其讹，即四库之书凡人名、地名、官名、物名涉於三朝者，均得援以改正，使音训皆得其真。圣朝考文之典，洵超轶乎万禩矣。
△《明史》三百三十六卷（内府刊本）
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。
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书成，表进。凡《本纪》二十四卷、《志》七十五卷、《表》一十三卷、《列传》二百二十卷、《目录》四卷。其《进表》有曰：“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於金石，罗耆俊於山林。创事编摩，宽其岁月，盖康熙十八年始诏修《明史》，并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，入馆纂修。以纪载浩繁，异同岐出，递相考证，未遽定也。”又曰：“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，载详讨论之功。臣等於时奉敕充总裁官，率同纂修诸臣，开馆排辑。十五年之内，几经同事迁流，三百馀卷之书，以次随时告竣。盖雍正二年诏诸臣续蒇其事，至是乃成书也。”又曰：“签帙虽多，牴牾互见。惟旧臣王鸿绪之《史稿》，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。进在彤帏，颁来秘阁。首尾略具，事实颇详。爰即成编，用为初稿。”盖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鸿绪撰《明史稿》三百十卷，惟《帝纪》未成，馀皆排比粗就，较诸家为详赡，故因其本而增损成帙也。
其间诸《志》，一从旧例，而稍变其例者二：《历志》增以图，以历生於数，数生算，算法之句股面线，今密於古，非图则分刌不明；《艺文志》惟载明人著述，而前史著录者不载。其例始於宋孝王《关中风俗传》，刘知几《史通》又反覆申明，於义为允。唐以来弗能用，今用之也。《表》从旧例者四，曰《诸王》，曰《功臣》，曰《外戚》，曰《宰辅》；创新例者一，曰《七卿》。盖以废左右丞相，而分其政於六部，而都察院纠核百司，为任亦重，故合而七也。《列传》从旧例者十三、创新例者三：曰《阉党》，曰《流贼》，曰《土司》。盖貂珰之祸，虽汉、唐以下皆有，而士大夫趋势附膻，则惟明人为最夥，其流毒天下亦至酷。别为一传，所以著乱亡之源，不但示斧钺之诛也。闯、献二寇，至於亡明，剿抚之失，足为炯鉴，非他小丑之比，亦非割据群雄之比，故别立之。至於土司，古所谓羁縻州也，不内不外，衅隙易萌，大抵多建置於元，而滋蔓於明，控驭之道，与牧民殊，与御敌国又殊，故自为一类焉。若夫甲申以后，仍续载福王之号。
乙酉以后，仍兼载唐王、桂王诸臣。则颁行以后，宣示纶綍，特命改增。圣人大公至正之心，上洞三光，下照万禩。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。
──右“正史类”三十八部、三千六百九十九卷，皆文渊阁著录。
（案：注释诸史之书，皆各从其类。惟《班马异同》附《汉书》后，以有《汉书》而后考及《史记》，是由《汉书》作也。《两汉刊误补遗》附《后汉书》后，后及见前，前尚未及见后也。若茅国缙、蒋之翘之《晋书》，删改原文。《宋史新编》之属，非其本书。《五代史补》、《五代史阙文》，亦增益於本书之外。
如斯之类，则均入《别史》焉。）○正史类存目△《订正史记真本凡例》一卷（编修程晋芳家藏本）
旧本题宋洪遵撰。遵，字景严，鄱阳人，皓仲子，官至同知枢密院事，谥文安，事迹具《宋史》本传。是编载曹溶《学海类编》中。前有《自序》，称手录司马迁《史记》一帙，尽汰去杨惲、褚少孙等所补十篇，并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语，而以己所校定者录於下方。此其书前凡例也。考诸家目录，皆不载遵有此书。诸家言史学者，如《汉书刊误》、《新唐书纠谬》、《五代史纂误》，俱表表於世。
自宋以来，亦从无引及此本者。今观其所刊正，不尽无理。而云得司马迁名山所藏真本，与今本核其异同，知其孰为杨惲所增，孰为褚少孙所补，则三洪皆读书人，断不谬妄至此。岂有由汉及宋，尚有司马迁真本藏於山中，遵忽然得之者邪？其为明季妄人托名伪撰，殆无疑义。且既谓之《凡例》矣，而某篇同、某篇异，某篇自某处至某处删若干句、某篇某句下删若干字，直以全书悉载例中，可使人按例而涂乙之，即得真本，无庸更有全书矣。此尤作伪之一证也。
△《史记琐琐》二卷（山东巡抚采进本）
明郝敬撰。敬有《周易正解》，已著录。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载敬《山草堂集》，不详卷数，亦未见全本。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种也。取《史记疑义》略为考正训释，然多臆撰。如《殷本纪》西伯伐饥国，盖“黎”、“饥”古字假借，乃云《书》作“伐黎”，黎，饥色也。《书》曰：“黎民阻饥，为其民失养而吊伐之。”然则黎民於变时雍又当何解？又《周本纪》轻吕之剑谓即赤刀、龙漦谓即龙溺。《项羽本纪》楚歌为激楚之音。皆漫无根据，不足信也。
△《史诠》五卷（内府藏本）
明程一枝撰。一枝字巢父，休宁人。是编专释《史记》字句，校考诸本，颇有发明。惟参杂时人评语，颇近乡塾陋本。体例亦有过於胶固者，如欲据《荀子》、《乐记》删改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之类，皆不可据为定论也。
△《班马异同评》三十五卷（浙江汪汝瑮家藏本）
宋倪思撰，刘辰翁评。辰翁，字会孟，庐陵人。景定壬戌廷试对策，忤贾似道，置丙第，遂以亲老请掌濂溪书院。后召入史馆，及除太常博士，皆不就。宋亡后隐居以终。其文集散佚，仅存《四景诗》及《须溪记钞》，盖不及十分之一。
今从《永乐大典》裒辑遗篇，始稍成卷帙。惟所评诸书尚传，此本亦其一也。辰翁人品颇高洁，而文章多涉僻涩。其点论古书，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，实於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。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，尚较为切实。然於显然共见者，往往赘论，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。又倪思原书，本较其文之异同。辰翁所评，乃多及其事之是非，大抵以意断制，无所考证。既非论文，又非论古，未免两无所取。杨士奇《跋》，以为臻极精妙，过矣。旧无专刻，仅附倪思书以行。然究为以辰翁之书乱思之书，故有疑《班马异同》即为辰翁作者。（语详《班马异同》条下。）今各著录，俾两不相淆焉。
△《史汉方驾》三十五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明许相卿编。相卿，字台仲，海宁人，正德丁丑进士，官至兵科给事中，事迹具《明史》本传。是编因倪思原本稍为釐订，改题此名。《陈胜》、《英布》二传，思书偶遗，此补缀所阙。他如《卫青霍去病传》附录诸将，《汉书》别自立传。与《史记》文不相袭者，思书删去。此皆掇拾所遗。其先后次第，改从司马贞《索隐》，亦稍更其序。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。惟思书《史记》大书，《汉书》细书，文相连属，但以字形广狭为分，颇易混淆。又字旁钩勒，传写尤舛误。
相卿变其体例。以《史》、《汉》相同者直书行中，不同者分行夹注。凡《史记》有而《汉书》无者，偏列於右；《汉书》有而《史记》无者，偏列於左。条理井然，较思书为胜。所列评语，亦因刘辰翁之本稍为损益，颇不及旧文。又旧文皆标置简端。相卿意取便览，或移附句旁，如批点时文之例。反参错难观，则未免於不善变矣。
△《五代史志疑》四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
国朝杨陆荣撰。陆荣有《易互》，已著录。欧阳修作《五代史》，多仿《春秋》书法。自谓是非之旨，不谬於圣人。然褒贬谨严，而事迹或在所略。故重复舛漏，间亦不免。吴缜作《五代史纂误》，颇纠其讹。其本久佚，惟《永乐大典》中尚存梗概。今奉诏编纂，始排比成帙。陆荣此编，成於康熙庚子，盖未睹缜书，故以意研求，摘其疏谬。如《梁太祖本纪》谓洹水之战，擒李克用子落落，而《家人传》不载其名。唐昭宗遘难以后，不书立昭宣帝，则《纪》中前后所称天子，不可辨别。《晋出帝纪》谓马全节战於榆林，两军俱溃，其一军不知为谁，又与附录所载榆林之战全不相合。瀛州之战，书梁汉璋败绩、王清战死，附录则书汉璋战死，而不及清。《唐太祖兄弟传》所载太祖有四弟：克让、克修、克恭、克宁，而《李嗣昭传》乃有太祖弟克柔。《唐庄宗诸子传》谓五子继岌、继潼、继嵩、继蟾、继峣，而《刘后传》乃多一幼子满喜。《晋出帝家人传》漏延煦母楚国夫人丁氏，而《张延泽传》中乃有之。《汉隐帝家人传》漏耿夫人，而《杨邠传》中乃有之。《王景仁传》以朗王存之子友宁为梁太祖子。《罗绍威传》以兄守文为弟守文。《白再荣传》李崧、和凝留镇州时，契丹已北归，不应云随契丹留。《安重荣传》谓其祖父皆为刺史，不应云暴至富贵。《刘昫传》不应漏修《唐书》。皆颇有考订。然其馀不过争文句之繁简，论进退之当否，毛举细故，往往失当。大抵惟就本书之中，互相校勘。所引他书，仅茅坤《五代史钞评》一条，此外更无旁证也。
△《宋史偶识》三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
明项梦原撰。梦原，字希宪，秀水人，万历己未进士，官至刑部郎中，管河张秋。其书乃读《宋史》时随笔摘录，又他书所见可以参考者附之。间加评断，亦甚寥寥。盖当时强授梨枣，以充书帕之本，非有意於著述也。
──右“正史类”七部、八十五卷，皆附《存目》。
（案：凡考注一代之史者，虽工拙有殊，然非淹贯全书，则不能论著。不比语录之类，人人皆可成编。故撰述者无多，即存目之书亦寥寥可数。）卷四十七史部三
○编年类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。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。刘知几深通史法，而《史通》分叙六家，统归二体，则编年、纪传均正史也。其不列为正史者，以班、马旧裁，历朝继作，编年一体，则或有或无，不能使时代相续，故姑置焉，无他义也。今仍蒐罗遗帙，次於正史，俾得相辅而行。《隋志史部》有《起居注》一门，著录四十四部。《旧唐书》载二十九部，并《实录》为四十一部。《新唐书》载二十九部。存於今者，《穆天子传》六卷，温大雅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三卷而已。
《穆天子传》虽编次年月，类小说传记，不可以为信史。实惟存温大雅一书，不能自为门目。稽其体例，亦属编年。今并合为一，犹《旧唐书》以《实录》附《起居注》之意也。
△《竹书纪年》二卷（内府藏本）
案《晋书束晳传》：晋太康二年，汲县人发魏襄王冢，得古书七十五篇。
中有《竹书纪年》十三篇。今世所行题沈约注，亦与《隋志》相符。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，所作《日知录》中，往往引以为据。然反覆推勘，似非汲冢原书。
考平王东迁以后，惟载晋事；三家分晋以后，惟载魏事。是魏承晋史之明验。然晋灵公桃园之事，董狐所书，明见《左传》，孔子称赵盾为法受恶，足知未改史文。乃今本所载，仍以赵穿蔽狱，则非晋史之旧也。《束晳传》称《竹书》夏年多殷，益干启位，启杀之。今本皆无此文。又杜预注《左传》携王奸命句，引服虔说，以为伯服，《疏》并引束晳以为伯盘。今本乃有余臣之说。使《竹书》原有此文，不应二人皆未睹，则非束晳、杜预所见本也。郭璞注《穆天子传》，引《纪年》七条。以今本核之，相同者三条。璞称《纪年》而今在注中者三条。璞时不应先有注。且三条并为一条，文亦不属。其“穆天子见西王母，西王母止之曰：有乌<谷甹>人”一条，今本无之。则非郭璞所见本也。《隋书经籍志》曰：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。今本自入春秋以后，时月并与经同，全从周正，则非隋时所见本也。《水经注》引《竹书》七十六条，皆以晋国纪年，如《春秋》之为鲁史。而此本晋国之年皆附周下。又所引“出公六年荀瑶成宅阳”，“梁惠王元年邺师邯郸，师次于平阳”，“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”及“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”诸条，今本皆无。其他年月亦多舛异，则非郦道元所见本也。《史通》引《竹书》“文王杀季历”，今本作“文丁”。又引《竹书》“郑桓公，厉王之子”，今本锡王子多父命居洛，在宣王二十二年。王子多父为郑公在幽王二年，皆不云厉王子，则非刘知几所见本也。《文选注》引《竹书》五条，今惟有“太甲杀伊尹”一条，则非李善所见本也。《开元占经》引《竹书》四条，今本皆无，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。《史记索隐》引《竹书》晋出公二十三年奔楚，乃立昭公之孙，是为敬公。今本作“出公薨”。又引秦与卫战岸门，惠王后元十一年会齐于平阿，十三年会齐于甄，齐桓公君母，齐宣王后，宋易成肝废君自立，楮里疾围蒲七条，今本皆无，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。《穀梁传疏》引《竹书纪年》周昭王胶舟之事，以驳《吕氏春秋》。今本但曰王陟，无胶舟事，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。
《元丰九域志》引《竹书》阴司马败燕公子翌于武垣一条，今本亦无，则非王存所见本也。《路史》引《竹书》周武王年五十四，辨武王非年九十三。今本乃作九十三。又注引《竹书》夏后不降六十九年，证《世纪》五十九年之异。今本乃亦作五十九。《路史》又引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鞞，注又引夏桀末年社坼裂。今本并无。则非罗泌、罗苹所见本也。《战国策注》引《竹书》魏救中山，塞集胥口。今本无之。则非鲍彪所见本也。《广川书跋》引《竹书》秦穆公十一年取灵邱，今本无之，则非董逌所见本也。虽其他证以《竹书》往往相合。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，说命称旧学于甘盘，均出梅赜《古文尚书》。在西晋之后，不应先见《竹书》。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，如《十六国春秋》类欤。观其以春秋合夏正，断断为胡传盛行以后书也。《沈约注》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，不知谁作。中“殷小庚”一条，称约案《史记》作太庚，则亦当为约说。考《元和郡县志》，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，隋炀帝时始置卫县。而注舜在鸣条一条，称今海州。夏启十一年放武观一条，称今顿邱卫县。则非约语矣。又所注惟五帝三王最详，他皆寥寥。而五帝三王皆全钞《宋书符瑞志》语。约不应既著於史，又不易一字移而为此本之注。然则此注亦依托耳。自明以来，流传已久，姑录之以备一说。其伪则终不可掩也。
△《竹书统笺》十二卷（安徽巡抚采进本）
国朝徐文靖撰。文靖有《禹贡会笺》，已著录。是编盖作於孙之騄考定《竹书》以后，亦因伪《沈约注》为之引证推阐。首仿司马贞补《史记》例，作《伏羲神农纪年》，题曰《前编》，而自为之注。多据毛渐伪《三坟》，殊失考正。
次为《杂述》，述《竹书》源流，皆不入卷数。其笺则仿诸经注疏之例，发明於各条之下。盖文靖误以《纪年》为原书，又误以其注真出沈约。故以笺自名，如郑玄之於毛苌也。然其引证诸书，皆著出典，较孙之騄为切实。而考正地里，订正世系，亦较之騄为详晰。如坊本误於外丙元年后系以小庚五年、小甲十七年、雍己十二年、太戊三十五年，乃继以二年陟。盖旧本颠倒一页，重刻者因而仍之。
陈仁锡作《四书考》，遂据以驳难异同。文靖以《殷本纪》排比，知其脱误，亦较之騄为密也。
△《汉纪》三十卷（安徽巡抚采进本）
汉荀悦撰，悦，字仲豫，颍阴人，献帝时官秘书监侍中，《后汉书》附见其祖《荀淑传》。称献帝好典籍。以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，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为《汉纪》三十篇。词约事详，论辨多美。张璠《汉记》亦称其因事以明臧否，致有典要，大行於世。唐刘知几《史通六家篇》，以悦书为《左传家》之首。其《二体篇》又称其历代宝之，有逾本传。班、荀二体，角力争先，其推之甚至。
故唐人试士，以悦《纪》与《史》、《汉》为一科。《文献通考》载宋李焘《跋》曰：悦为此《纪》，固不出班《书》，亦时有所删润，而谏大夫王仁、侍中王闳《谏疏》，班《书》皆无之。又称司马光编《资治通鉴》，书太上皇事及五凤郊泰畤之月，要皆舍班而从荀。盖以悦修纪时，固《书》犹未舛讹。又称其“君兰”、“君简”，“端”、“瑞”，“兴”、“誉”，“宽”、“竟”诸字与《汉书》互异者，先儒皆两存之。王铚作《两汉纪后序》，亦称荀、袁二《纪》，於朝廷纪纲、礼乐刑政、治乱成败、忠邪是非之际，指陈论著，每致意焉。反复辨达，明白条畅，启告当代，而垂训无穷。是宋人亦甚重其书也。其中若壶关三老茂，《汉书》无姓，悦书云姓令狐。朱云请上方剑，《汉书》作斩马，悦书乃作断马。
证以唐张渭诗“愿得上方断马剑，斩取朱门公子头”句，知《汉书》字误。资考证者亦不一。近时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乃惟取其宣帝赐陈遂玺书一条，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诏一条，能改正《汉书》三四字。其馀则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，间或首尾不备。其小有不同，皆以班《书》为长，未免抑扬过当。又曰：“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后，则云其二年、其三年，以至其十五年，以别於正统而尽没其天凤、地皇之号云云。其语不置可否。然不曰“尽削”而曰“尽没”，似反病其疏略者。不知班《书》莽自为传，自可载其伪号。荀书以汉系编年，岂可以莽纪元哉？是亦非确论，不足为悦病也。是书考李焘所《跋》，自天圣中已无善本。明黄姬水所刊亦间有舛讹。康熙中襄平蒋国祥、蒋国祚与袁宏《后汉纪》合刻，后附《两汉纪字句异同考》一卷。今用以参校，较旧本稍完善焉。
△《后汉纪》三十卷（安徽巡抚采进本）
晋袁宏撰。宏，字彦伯，阳夏人，太元初官至东阳太守，事迹具《晋书文苑传》。是书前有宏《自序》，称尝读《后汉书》，烦秽杂乱，聊以暇日，撰集为《后汉纪》。其所缀会《汉纪》（案：此《汉纪》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，非者张璠书也）、谢承书、司马彪书、华峤书、谢沈书、《汉山阳公记》、《汉灵献起居注》、《汉名臣奏》，旁及诸部《耆旧先贤传》，凡数百卷。前史阙略，多不次序。错缪同异，谁使正之。经营八年，疲而不能定，颇有传者。始见张璠所撰书，其言汉末之事差详，故复探而益之云云。盖大致以《汉纪》为准也。案《隋志》载璠书三十卷，今已散佚。惟《三国志注》及《后汉书注》间引数条。
今取与此书互勘，璠《记》所有，此书往往不载，其载者亦多所点窜，互有详略。
如璠《记》称“卢芳，安定人，属国夷数十畔在参蛮，芳从之，诈姓刘氏”。此书则作“刘芳，安定三川人，本姓卢氏。王莽末，天下咸思汉，芳由是诈称武帝后，变姓名为刘文伯。及莽败，芳与三川属国羌胡起兵北边”。以及朱穆论梁冀池中舟覆、吴祐谏父写书事，皆较璠《记》为详。璠《记》称明德马皇后不喜出游，未尝临御窗牖。此书则作性不喜出入游观。璠《记》称杨秉尝曰：“我有三不惑，酒、色、财也，天下以为名公。”此书删下一句。又如序王龚与薛勤丧妻事，璠《记》先叙龚而追叙勤。此书则先叙勤而后叙龚。叙吕布兵败，劝王允同逃事，璠《记》叙在长安陷时。此书追叙於后。亦颇有所移置。而核其文义，皆此书为长。其体例虽仿荀悦书，而悦书因班固旧文，翦裁联络。此书则抉择去取，自出鉴裁，抑又难於悦矣。刘知几《史通正史篇》称：“世言汉中兴，作史者惟袁、范二家，以配蔚宗。要非溢美也。”
△《元经》十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
旧本题隋王通撰。唐薛收续，并作传。宋阮逸注。其书始晋太熙元年，终隋开皇九年，凡九卷，称为通之原书。末一卷自隋开皇十年迄唐武德元年，称收所续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曰：“案《崇文》无其目，疑阮逸依托为之。”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曰：“河汾王氏诸书，自中说以外，皆唐《艺文志》所无。其传出阮逸，或云皆逸伪作也。”唐神尧讳渊，其祖景皇讳虎，故《晋书》戴渊、石虎皆以字行。薛收唐人，於传称戴若思、石季龙宜也。《元经》作於隋世大业四年，亦书曰若思何哉？今考是书，晋成帝咸和八年书张公庭为镇西大将军，康帝建元元年，书石虎侵张骏。公庭即骏之字，犹可曰书名书字，例本互通。至於康宁三年书“神虎门”为“神兽门”，则显袭《晋书》，更无所置辨矣。且於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。通生隋世，虽妄以圣人自居，亦何敢於悖乱如是哉？陈师道《后山谈丛》、何薳《春渚纪闻》、邵博《闻见后录》并称逸作是书，尝以稿本示苏洵。薳与博语未可知，师道则笃行君子，断无妄语，所记谅不诬矣。逸，字天隐，建阳人，天圣五年进士，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。《宋史胡瑗传》，景祐初，更定雅乐，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校钟律者，即其人也。王巩《甲申杂记》又载其所作诗，有“易立太山石，难芳上林柳”句，为怨家所告，流窜以终，生平喜作伪书，此特其一耳。《文献通考》载是书十五卷，此本止十卷，自魏太和以后，往往数十年不书一事，盖又非阮逸伪本之全矣。至明邓伯羔《艺彀》，称是书为关朗作。朗，北魏孝文帝时人，何由书开皇九年之事。或因宋人记《关朗易传》与此书同出阮逸，偶然误记耶。其书本无可取，以自宋以来，流传已久，姑录存之。而参考诸说，附纠其依托如右。
△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三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
唐温大雅撰。大雅，字彦宠，并州祁人，官礼部尚书，封黎国公，事迹具《唐书》本传。是书《唐志》、《宋志》皆作三卷，惟《文献通考》作五卷。此本上卷记起义旗至发引四十八日之事，中卷记起自太原至京城一百二十六日之事，下卷记起摄政至即真一百八十三日之事。与《书录解题》所云记三百五十七日之事者，其数相符。首尾完具，无所佚阙，不应复有二卷。《通考》殆讹“三”为“五”也。大雅本传称高祖兵兴，引为记室参军，主文檄。则此书得诸闻见，记录当真。今取与《高祖本纪》相较，若刘仁恭为突厥所败，炀帝驿系高祖。此书称高祖侧耳谓秦王曰：“隋运将尽，吾家继膺符命。所以不早起兵者，为尔兄弟未集耳。今遭羑里之厄，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。”是兴师由高祖，而《本纪》则谓举事由秦王。又此书载隋少帝以夏四月诏曰：“今遵故事，逊於旧邸。”而《本纪》则系之五月戊午。凡此之类，皆颇相牴牾。书中所谓大郎即建成、二郎即太宗，於太宗殊无所表异。胡震亨《跋》谓大抵载笔之时，建成方为太子，故凡言结纳贤豪，攻略城邑，必与太宗并称，殆其然欤。抑或贞观十七年敬播、房玄龄、许敬宗等所修《高祖实录》，欲以创业之功独归太宗，不能无所润色也。
观大雅所讳，独宫婢私侍一事耳。至於称臣突厥，则以不用“书”而用“启”，隐约其词。而於炀帝命为太原道安抚大使，则载高祖私喜此行，以为天授。於炀帝命击突厥，则载高祖私谓人曰：“天其或者将以畀余。”俱据事直书，无所粉饰。则凡与唐史不同者，或此书反为《实录》，亦未可定也。
△《资治通鉴》二百九十四卷（内府藏本）
宋司马光撰，元胡三省音注。光以治平二年受诏撰《通鉴》，以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书成奏上，凡越十九年而后毕。光《进表》称精力尽於此书。其采用之书，正史之外，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。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。既非掇拾残剩者可比。又助其事者，《史记》、前《后汉书》属刘攽；三国、南北朝属刘恕；唐、五代属范祖禹。又皆通儒硕学，非空谈性命之流。故其书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，为前古之所未有。而名物训诂，浩博奥衍，亦非浅学所能通。光门人刘安世尝撰《音义》十卷，世已无传。南渡后注者纷纷，而乖谬弥甚。至三省乃汇合群书，订讹补漏，以成此注。元袁桷《清容集》载先友《渊源录》，称三省天台人，宝祐进士，贾相馆之。释《通鉴》三十年，兵难稿三失。乙酉岁，留袁氏家塾，日手抄《定注》。己丑寇作，以书藏窖中得免。案：三省《自序》，称乙酉彻编，与桷所记正合。惟桷称《定注》，而今本题作《音注》，疑出三省所自改。三省又称，初依经典释文例，为广注九十七卷。后失其书，复为之注。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《通鉴》各文之下。历法、天文则随《目录》所书而附注焉。此本惟《考异》散入各文下，而《目录》所有之历法、天文书中并未附注一条。当为后人所删削，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为欤。《通鉴》文繁义博，贯穿最难。三省所释，於象纬推测，地形建置，制度沿革诸大端，极为赅备。故《唐纪》开元十二年内注云：“温公作《通鉴》，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。至於礼乐、历数、天文、地理尤致其详。读者如饮河之鼠，各充其量。”盖本其命意所在，而於此特发其凡，可谓能见其大矣。至《通鉴》中或小有牴牾，亦必明著其故。如《周显王纪》“秦大良造伐魏”条注云“大良造下当有‘卫鞅’二字”。《唐代宗纪》“董晋使回纥”条注云“此韩愈状晋之辞，容有溢美”。又“严武三镇剑南”条注云“武只再镇剑南，盖因杜甫诗语致误”。《唐穆宗纪》“册回鹘嗣君”条注云“《通鉴》例，回鹘新可汗未尝称嗣君”。《文宗纪》“郑注代杜悰镇凤翔”条注云“如上卷所书杜悰镇忠武，不在凤翔”。凡若此类，并能参证明确，而不附会以求其合，深得注书之体。较尹起莘《纲目发明》附和回护，如谐臣媚子所为者，心术之公私，学术之真伪，尤相去九牛毛也。虽徵摭既广，不免检点偶疏。
如景延广之名，出师表败军之事，庾亮此手何可著贼之语，沈怀珍之军洋水，阿那瑰之趋下口，乌丸轨宇文孝伯之误句，周太祖诏今兄之作“令兄”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并纠其失。近时陈景云亦摘地理讹舛者作《举正》数十条。然以二三百卷之书，而蹉失者仅止於此，则其大体之精密，益可概见。黄溥《简籍遗闻》称是书元末刊於临海，洪武初取其版藏南京国学。其见重於后来，固非偶矣。
△《资治通鉴释文辨误》十二卷（内府藏本）
元胡三省撰。《通鉴释文》本南宋时蜀人史炤所作，浅陋特甚。时又有海陵所刊释文，称司马康本。又蜀广都费氏进修堂版行《通鉴》，亦以注附之，世号“龙爪通鉴”。皆视史炤本差略，而实相蹈袭。三省既自为《通鉴音注》，复以司马康释文本出伪托，而史炤所作讹谬相传，恐其疑误后学，因作此书以刊正之。
每条皆先举史炤之误，而海陵本、龙爪本与之同者，则分注其下。其已见於此书者，《音注》之中即不复著其说。然如《唐德宗纪》韩旻出骆驿一条，《音注》云：“史炤谓骆谷关之驿。余案韩旻若过骆谷关驿，则已通奉天而西南矣。炤说非也。”此类随文考正者，亦不尽见於《辨误》。盖二书本相辅而行，故各有详略，以便互为考证也。其书援据精核，多足为读史者启发之助。所云音训之学，因文见义，各有攸当，不可滞於一隅。又云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之疆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。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，又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矣。
△《通鉴胡注举正》一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
国朝陈景云撰。景云里贯已附见《三国辨误》条下。是书皆参订胡三省《资治通鉴音注》之误，凡六十三条。而所正地理居多，颇为精核。然如周赧王五十七年大梁夷门监者注，以夷门为大梁北门，不知《史记信陵君传》本作东门。
又隋炀帝大业元年奇章公牛弘注，但引《隋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作“其章县”，不知《旧唐书》本作“奇章”，谓以县东八里奇章山得名。又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隧乡名见《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虵邱县条》下，唐高祖武德三年溱州见《隋书炀帝纪》大业元年及《地理志汝南郡》条下，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康化军见陆游《南唐书烈祖本纪》，而注皆云无考。凡斯之类，尚未悉举。考书后附载王峻所作《景云墓志》，称作《通鉴胡注举正》十卷。而卷末其子黄中《跋》亦称书本十卷，屋漏鼠齧之馀，仅存什一。然则是编乃残阙之稿，其多所挂漏宜矣。
要此所存诸条，亦未始不足资考据也。
△《通鉴地理通释》十四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
宋王应麟撰。应麟有《周易郑氏注》，已著录。是书以《通鉴》所载地名，异同沿革，最为纠纷，而险要阸塞所在，其措置得失，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，因各为条列，釐定成编。首《历代州域》，次《历代都邑》，次《十道山川》，次《历代形势》，而终以《唐河湟十一州》、《石晋十六州》、《燕云十六州》。
书本十四卷。《宋史》本传作十六卷，疑传刻之讹也。其中徵引浩博，考核明确，而叙列朝分据战攻，尤一一得其要领，於史学最为有功。原书无《序》，后人以书后应麟《自跋》移冠於前。所云“上章执徐橘壮之月”，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。是时宋亡已三年，盖用陶潜但书甲子之义。书内称“梓慎”为“梓谨”，亦犹为宋讳云。
△《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》（安徽巡抚采进本）
宋司马光撰。此书於元丰七年随《通鉴》同奏上。高似孙《纬略》载：“光编集《通鉴》，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。”《文献通考》载：“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、荀悦、袁宏、崔鸿、萧方等，李延寿及《太清记》、《唐历》之类。”
洪迈《容斋随笔》所摘，有《河洛记》、《魏郑公谏录》、《李司空论事》、《张中丞传》、《凉公平蔡录》、《邺侯家传》、《两朝献替记》、《后史补金銮密记》、《彭门纪乱》、《平剡录》、《广陵妖乱志》之类。不过偶举其数端，不止是也。其间传闻异词，稗官既喜造虚言，正史亦不皆实录，光既择可信者从之，复参考同异，别为此书，辨证谬误，以祛将来之惑。昔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裴松之注之，详引诸书错互之文，折衷以归一是。其例最善，而修史之家，未有自撰一书，明所以去取之故者，有之，实自光始。其后李焘《续通鉴长编》、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皆沿其义。虽散附各条之下，为例小殊，而考订得失则一也。至陈桱、王宗沐、薛应旂等欲追续光书，而不能纲罗旧籍，仅据本史编排，参以他书，往往互相牴牾，不能遽定其是非。则考异之法不讲，致留遗议於本书，滋疑窦於后来者矣。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，专引《旧唐书》，而不及引《新唐书》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，小小渗漏，亦所不免。然卷帙既繁，所谓牴牾不敢保者，光固已自言之，要不足为全体累也。其书原与《通鉴》别行。
胡三省作《音注》，始散入各文之下。然亦颇有漏略。此乃明初所刊单本，犹光原书卷第，故录之以存其旧焉。
△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三十卷（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）
宋司马光撰。此书亦与《通鉴》同奏上，即《进书表》所谓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者也。其法年经国纬，著其岁阳岁名於上，而各标《通鉴》卷数於下。又以刘羲叟《长历气朔闰月》及列史所载《七政之变》著於上方，复撮书中精要之语散於其间。次第釐然，具有条理。盖《通鉴》一书，包括宏富，而篇帙浩繁。光恐读者倦於披寻，故於编纂之时，提纲挈要，并成斯编，使相辅而行，端绪易於循览。其体全仿《年表》，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旧例。其标明卷数，使知某事在某年，某年在某卷，兼用《目录》之体，则光之创例。《通鉴》为纪志传之总会，此书又《通鉴》之总会矣。至五星凌犯之类，见於各史《天文志》者，《通鉴》例不备书，皆具列上方，亦足补本书所未及。《书录解题》称：光患本书浩大难领略，而《目录》无首尾，晚著《通鉴举要历》八十卷，其稿在晁说之以道家。
绍兴初，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。今其本不传。《读书志》又别载《通鉴节文》六十卷，亦称光所自钞，今亦不传。惟此书以附《通鉴》得存，尚足为全书之纲领云。
△《通鉴释例》一卷（内府藏本）
宋司马光撰。皆其修《通鉴》时所定《凡例》。后附《与范祖禹论修书帖》二通。有光曾孙尚书吏部员外郎伋《跋》语，称遗稿散乱，所藏仅存，脱略已甚，伋辄掇取分类为三十六例。末题丙戌仲秋，乃孝宗乾道二年。胡三省《通鉴释文辨误序》谓光没后，《通鉴》之学其家无传。后因金使问司马光子孙，朝廷始访其后之在江南者，得从曾孙伋，使奉公祀。凡言书出於司马公者，必鋟梓行之。
盖伋之始末如此。其编此书时，尝有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。惟伋《跋》称三十六例，而今本止分十二类。盖并各类中细目计之也。伋又称，文全字阙者伋亦从而阙之，而今本并无所阙，则已非原刻之旧。胡三省又云：“温公《与范梦得修书二帖》，得於三衢学宫。《与刘道原十一帖》则得於高文虎氏。伋取以编於前例之后。”今本止有《与梦得二帖》，而《道原十一帖》无之。殆后人以《通鉴问疑》别有专本，而削去不载欤。其书杂出於南渡后，恐不无以意损益，未必尽光本旨。而相传已久，今故与《问疑》并著於录，以备参考焉。
△《稽古录》二十卷（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）
宋司马光撰。光既撰《资治通鉴》及《目录》、《考异》，又有《举要历》，有《历年图》，有《百官表》。《历年图》仍依《通鉴》，起於三晋，终於显德。
《百官表》止著宋代。是书则上溯伏羲，下讫英宗治平之末，而为书不过二十卷。
盖以各书卷帙繁重，又《历年图》刻於他人，或有所增损，乱其卷帙。故芟除繁乱，约为此编，而诸论则仍《历年图》之旧。元祐初表上於朝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曰：越本汇聚诸论於一卷，潭本则分系於各代之后。此刻次第，盖依潭本，较越本易於循览。《朱子语录》曰：《稽古录》一书，可备讲筵宫僚进读，小儿读六经了，令读之，亦好。末后一表，其言如蓍龟，一一皆验。今观其诸论，於历代兴衰治乱之故，反覆开陈，靡不洞中得失。洵有国有家之炯鉴，有裨於治道者甚深。故虽非洛学之派，朱子亦不能不重之，足见其不可磨灭矣。南渡以后，龚颐正尝续其书，今《永乐大典》尚有全本。然是非颇乖於公议，陈振孙深不取之。盖其心术学问皆非光比，故持论之正亦终不及光也。
△《通鉴外纪》十卷、《目录》五卷（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）
宋刘恕撰。恕，字道原，其先世京兆万年人。祖受为临川令，葬於高安，因家焉。《宋史》本传称其举进士入高等，不著何年。考司马光作此书《序》，称恕卒於元丰元年九月，年四十七，则当生於明道元年。又称其登第时年十八，则皇祐元年进士也。初授钜鹿主簿，寻迁知和州、翁源二县。会司马光受诏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奏以恕同司编纂，转著作郎。熙宁四年以忤王安石乞终养，改秘书丞，仍令就家续成前书，遂终於家。此书乃其临没所成也。盖修《资治通鉴》时，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《后纪》，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《前纪》。
会遭忧遘疾，右肢痹废，知远方不可得国书，《后纪》必不能就。乃口授其子义仲，以成此书，改名曰《外纪》。凡《包羲以来纪》一卷，《夏纪》、《商纪》共一卷，《周纪》八卷，又《目录》五卷。年经事纬，上列朔闰天象，下列《外纪》之卷数，悉与司马光《通鉴目录》例相同。金履祥作《通鉴前编》，诋其好奇。今观其书周成王元年丙戌，称周公摄王之元年，越七年癸巳，始称成王元年，则是周公殆类新莽之为矣。又称鲁惠公为隐公娶於宋，见其女好而自纳之，生桓公，是惠公先有卫宣之丑。如斯之类，颇为不经。又如齐桓观龙，殆如戏剧；熊渠射虎，何预劝惩。虽曰细大不捐，亦未免贪多务得。履祥所论，未可谓之吹求。
然《外纪》於上古之事，可信者大书，其异同舛误以及荒远茫昧者，或分注，或细书，未尝不具有别裁。《目录》於共和以后据《史纪年表》编年，共和以前皆谓之疑年，不标岁阳、岁阴之名，并不缕列其数，亦特为审慎。且其《自序》称陶潜豫为《祭文》，杜牧自撰《墓志》，夜台甫迩，归心若飞，不能作《前后纪》而为《外纪》。他日书成，公为《前后纪》，则可删削《外纪》之繁冗而为《前纪》，以备古今一家之言云云。则恕作此书，特创为草稿，储材备用，如《通鉴》之有《长编》，以待司马光之刊定耳。履祥不察当日书局编纂之例，遽加轻诋，操之未免已蹙矣。
△《皇王大纪》八十卷（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）
宋胡宏撰。宏字仁仲，号五峰，崇安人，安国之季子也。以荫补承务郎。绍兴中尝上书忤秦桧，久不调。桧死，始召用，辞疾不赴。事迹附载《宋史儒林传胡安国传》中。是书成於绍兴辛酉，绍定间尝宣取入秘阁。所述上起盘古，下迄周末。前二卷皆粗存名号事迹。帝尧以后，始用《皇极经世》编年，博采经传，而附以论断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尝讥其误取《庄子》寓言，及叙邃古之初，无徵不信。然古帝王名号可考，统系斯存，典籍相传，岂得遽为删削。至其采摭浩繁，虽不免小有出入，较之罗泌《路史》，则切实多矣，未可以一眚掩也。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有是书《跋》，称近时邹平马骕撰《绎史》，体例颇相似。疑其未见是书，正可并存不废。今考骕书多引《路史》，而不及《皇王大纪》一字。
彝尊以为未见，理或有然。至於此书体用编年，《绎史》则每事标题，而杂引古书之文排比伦次，略如袁枢记事本末之法，体例固截然不同。不知彝尊何以谓其相似，殆偶未详检骕书欤。
△《中兴小纪》四十卷（永乐大典本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