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学衍义补》（17/66）-明-邱濬

（本文为《大学衍义补》第 17/66 部分）

臣按：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，然当时河道初开，岸狭水浅，不能负重，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，非若海运之多也，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。国初，会通河故道犹在，今济宁在城闸，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，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。二十四年，河决原武，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，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。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，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，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，发山西、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，下御河水运至北京。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，请开会通旧河，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，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，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，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，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。明年，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，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、筑牵路、树柳木、穿井泉，自是漕法通便，将百年于兹矣。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，在汉、唐、宋皆然，然汉、唐都关中，宋都汴梁，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，中间虽或少假人力，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，非若会通一河，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，非有所因也，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，用之而未得其大利，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，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。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，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，盖十倍之矣。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、隋炀开川，终为宋人之用，以为上天之意。呜呼，夏至隋、隋至宋，中经朝代非一，而谓天意颛在于宋，臣不敢以为然，若夫元之为此河，河成而不尽以通漕，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用，其意彰彰然明矣（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涩，舟行艰阻，有妨岁计，九月以后宜于清口入淮处暂筑小坝，高二三尺许，截水以过舟，又于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作木闸，以遏水，其有浅处，两际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舟，栅中开门，当中浚深，河潢可容两舟许，分道上下，行舟差官于此分筹授舟，次第放行，俟有水各罢之。如此则河流有所限制，舳舻不至挤塞，而运道四时通利矣）。
至元二十八年，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，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，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，南汇为积水潭，出文明门（今崇文门）至通州高丽庄，入白河，长一百六十四里，塞清水口十二处，置坝闸二十座节水，通漕为便。明年，河成，赐名通惠。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，陆挽官粮，民不胜其悴，至是皆罢之。
臣按：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，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，所费盖亦不赀，况今废坠已久，庆丰以东诸闸虽存，然河流淤浅，通运颇难，且今积水潭（即今海子）在都城中禁城之北，漕舟既集，无停泊之所，而又分流入大内，然后南出，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。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，似亦便利，然以臣愚见，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，必欲复旧，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，引水自城西入壕，由北转东潴于此潭，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，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，蓄禁中水，非满溢不启，自庆丰闸之东，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。如此庶几良便，若恐劳民动众，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。但道路之间，每遇霖雨泥淖，车轮陷没，牛骡踣毙，脚价踊贵，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，而久留多费，艰苦不胜，此建议者悯之，所以咸欲复旧河道。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，经今六十余年，率由此路，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，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，为今之计，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，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，每道约广十丈以上，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，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，下而往者从左道，上而来者从右，不许互行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，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，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。如此，则民居既远，轨辙散行，水易涸而泥易干，运道自然不至深陷。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，视卫河例，置官一二员，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，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，专一修理道途，大车入门免其纳钞，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，收贮在官，以为买砖石、佣工作之费，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，从公量定脚价，分为三等，晴干每石若干、阴雨若干、泥泞若干，必使两不相亏，具数奏闻，永为定例。如此，则输挽通利所，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，可将官地偿之，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，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，况河道狭而运舟多，一遇水少伺候启闭，动经旬日，有妨嗣岁之计，且又每闸设官聚夫，官俸民粮日有所费，岁岁遣官吏起民丁，开挑上源，疏涤壅塞，修筑坍塌，禁民引水灌田，妨民及时耕获，文移工作，岁无宁月。愚言万一有可采者，乞下有司计议，其于国计未必无补。
至正十六年，董抟霄建议，海宁一境不通舟楫，惟可陆运。陆运之方，每人行十步，三十六人可行一里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，用印封识，人不息、负米不着地，排列成行，日行五百回，计路二十八里，日可运米二百石，人米一升，可给二万人，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。
胡粹中曰：“此法可施之近路，而兵少、敌小而期促者耳，大敌在前，拥兵数十万，千里馈粮，旷日持久，未易行也。”
臣按：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，用兵远道决不可行，惟施于救荒，就用饥民接运，因以哺之，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，盖亦两得其济，与夫漕黄河者，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，似可用此法，然亦可暂而不可常。
以上论漕挽之宜。臣按：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，都长安者阻关陕之险，漕运极难，所资者江、淮、河、渭，都洛阳、汴梁者兼资汴、洛、汝、蔡而已，惟我朝建都幽燕，东至于海、西暨于河、南尽于江、北至大漠，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，其用最大、其功最巨者其运河。由江而入邗沟，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，经徐、吕二洪，溯沁、泗水至济宁，济宁居运道之中，所谓天井闸者，即《元史》所谓会源闸也，泗（出泗水县）、沂（出曲阜县）、洸（出阳宁县）、汶（源有三，二出莱芜县，一出泰山南）诸水毕会于此，而分流于南北，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，地降九十尺、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，南至沽头，地降百十有六尺、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。此盖居两京之间、南北分中之处，自是而南至于河、淮，顺流也，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，乱流而渡，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；自是而北至于漳御，顺流也，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，溯流而上，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。迤南接济之水，有自武陟来之沁、有自郎邪来之沂，迤北接济之水，有自金龙口之河、有分滹沱河之水。通论诸闸，天井居其中，临清总其会，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，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，腰脊损则四肢莫运，咽喉闭则五脏不通。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，恃此运河以为命脉，济宁居腹里之地，州县栉比，居民鳞次，而又多有旁出之途，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，诸闸于此乎尽，众流于此乎会，且居高临下，水势泄易而涸速，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，此其要害也，东控青齐、北临燕赵，且去边关不远，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，为国家深长之思者，宁有而弃，毋无而悔。书生过虑，请跨河为城，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，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，设官以司启闭，屯兵以为防守，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。臣愚以杞人之智，过为天虑，惟圣朝矜其愚而察其心，不胜大愿。
卷三五
▲屯营之田
汉文帝从晁错（音措）言，募民徙塞下，错复言：“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输将（送也）之费益寡，甚大惠也。”
臣按：此后世言屯耕边塞之始。盖中国所以不得其安者，以外有边防之扰，而边防所以无扰者，以守御得人，有其人而食不给与无人同。然边防之食未易给也，道路之远、输将之难，率数十倍而致其一，错谓守边备塞、劝农力本为当世之急务者，此也。
武帝时，自敦煌至盐泽，往往起亭，而轮台、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，置使者校尉领护，以给使外国者。昭帝始元二年，发习战射士，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。
宣帝神爵元年，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，充国言：“击虏以殄灭为期，愿罢骑兵屯田，计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可二千顷，以上田事出（谓春人出耕也），赋人二十亩，至四月草生，发骑就草为田者游兵，以充入金城郡，益积蓄，省大费。”且条上留田便宜十二事。
臣按：充国为屯田，内有亡费之利，外有守御之备，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莫有过焉者也。盖地以生物为功，凡有土地斯有人民，有人之处天皆生物以食之，但地有宜不宜耳，因其地之所宜而种人之所食，随在而有，有所不足而补助之，取给于他所可也，是故善为国计者，必因天时尽地力，不以其边塞之地、冱寒之天而辍其人为之功，此晁错、赵充国辈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议也。虽然，守边之议固当尽屯田之利，亦不可不知扰田之害，宣帝问充国曰：“将军独不计虏闻兵罢，丁壮相聚，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，复杀掠人民，将何以止之？”充国复奏：“北边自敦煌至辽东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，虏数大众攻之不能害。今留步士万人屯田，地势平易，多高山远望之便，部曲相保，堑垒木樵（与谯同楼也）校联不绝（用木相联实），便兵弩，饬斗具，烽火幸通，势及并力，以逸待劳，兵之利者也。”臣愚以为必先无扰田之害，然后收耕田之利，今边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为力，若夫远外之地，地远而势孤，必如充国所谓乘塞列隧虏，大攻不能为害，而又有山阜可以望远，有沟堑可以限隔，有营垒可以休息，架木以为谯望，联木以为沴棚，时出游兵以防寇钞，如是，则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无外虞，心有所恃而无内怨，得以尽力于畎亩之中，而享收获之利矣。请当边境无事之时，遣官循行边境，相视土宜，一如充国所言者，处置防护，分兵屯种，且耕且守，则充国之言不徒利于当时，而且利于今日矣。充国上议时有云“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”，臣于是亦云。
汉末天下乱离，民弃农业，诸军并起，率乏粮谷，无终岁之计，饿则寇掠，饱则弃余，民多相食，州里萧条。曹操从枣祗请，建置屯田，以祗为屯田都尉、任峻为典农中郎将，募民屯田许下，得谷百万斛，于是州郡例置田官，所在积谷，仓廪皆满，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。
臣按：曹操从枣祗言，募民屯田许下，当乱离之余尚能致仓廪皆满，苟于太平无事之时，遣官遍踏州县以求闲田，添置官田，募民耕种，于各方最要害处积谷以助国计，少宽民租，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。
诸葛亮由斜谷伐魏，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，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，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，而百姓按堵，军无私焉。
臣按：兵无食则不成兵，善谋国者用兵以耕，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，自食其力而不仰给于人，因粮于敌，是以所至成功。赵充国、诸葛亮二人者所处之地虽异，而所见之智则同。
魏正始四年，司马懿督军伐吴，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，乃使邓艾行陈、项以东至寿春。艾以为：“昔破黄巾，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，今三隅已定，事在淮南。令淮北屯二万人、淮南三万人，且佃且守，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，六七年间可得十万之众五年之食，以此乘吴无往不克。”懿从艾计，遂北临淮水，自钟离西南、横石以西尽泚（音脂）水，四百余里置一营，六十人且佃且守，兼修广淮阳、百尺二渠，上引河流，下通淮、颍，大理诸陂于颍南北，穿渠三百余里，溉田二万顷，淮南、淮北皆相连接，农官兵田阡陌相属，每东南有事，大军兴众泛舟而下，资食有储而无水害。
陈尧叟曰：“陆田命悬于天，人力虽修，苟水旱不时，则一年之功弃矣。水田之制由人力，人力苟修，则地利可尽也，且虫菑之害又少于陆，水田既修，其利兼倍，与陆田不侔矣。”
臣按：今承平日久，生齿日繁，天下田价比诸国初加数十倍，水田惟扬州最贱，陆田惟颍、寿为轻，且地在两京之间，相距略等。今天下一家，虽无魏人南征之役，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，亦可赖以少宽民力，省岁漕，其于国用不为无助。臣请于淮南一带，湖荡之间、沮洳之地、芦苇之场尽数以为屯田，遣官循行其地，度地势高下，测泥涂浅深，召江南无田之民，先度地势，因宜制便，先开为大河阔二三丈者以通于海，又各开中河八九尺者以达于大河，又随处各开小河四五尺者以达于中河，使水有所泄，然后于其低洼不可耕作之处浚深以为湖荡，及于原近旧湖之处疏通其水，使有所潴，或为堤以限水，或为堰以蓄水，或为斗门以放水，俱如江南之制，民之无力者给以食，田成之后依官田以起科，民之有力者计其庸，田成之后依民田以出税，六七年间，其所得者恐不减于魏人也。夫魏人以偏安之国，有外敌之患，犹能兼淮、颍而尽田之，其后果赖其用而有以成其功，矧今尽四海以为疆，而此地介两京间，而又为运道经行之路，有鱼盐之利，有莞蒲之用，古人所谓扬一之地者也，且去大江仅百里许，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，居者佃富家之田为之奴隶，出者逐什一之利轻去田里，夫若此者，岂其所欲哉？无可以为仰事俯育之资，不得已也。然民性愚而安故常，心多而无定见，傥朝廷颁方尺之诏，遣一介之臣，鼓舞而招徕之，无不成者。既成之后，又于颍寿之间召民开垦陆田，亦随地势以分田，因民力而定税，其功又易于水田者。考之唐史，上元中于楚州（今淮安）古射阳湖置洪泽屯，于寿州置芍陂屯，厥田沃壤，大获其利，俱在此地，遗迹可考也。
晋羊祜镇襄阳，垦田八百余顷。祜之始至也，军无百日之储，及其季年，有十年之积。平吴之后，杜预修召信臣遗迹，激用滍、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，分疆刊石，使有定分，公私同利，众庶赖之。
臣按：羊、杜二人所垦之田，其遗迹在今湖广之荆襄、河南之唐邓，古称洛阳为天下之中，臣以今日疆域观之，则此三郡实为我朝天下之中也。天下之田，南方多水，北方多陆，今此三郡盖兼水陆而有之也，南人利于水耕，北人利于陆种，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。臣请于两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，遴择廷臣知稼穑者循行其地，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，募南人耕之，可陆种之地则分疆定界，募北人种之。成熟之后按亩分租，随地储积，遇有急用，由汉入江，由江而达于金陵，稍省岁漕之数，多留郡县之储，或遇河洛、关陕荒歉，亦可用以救济。又于暇日讲求武关入秦之路、商于陆挽之故，万一三边有缺，亦或赖以济焉。
唐开军府以扞要冲，因隙地置营田，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，司农寺每屯三顷，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，水陆腴瘠、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、收率之多少，皆决于尚书省。
臣按：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，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，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，有闲旷之土，分军以立屯堡，俾其且耕且守，盖以十分为率，七分守城、三分屯耕，遇有儆急，朝发夕至，是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，其法视古为良。近世又于各道专设风宪官一员以提督之，其牛具、农器则总于屯曹，细粮、子粒则司于户部，有卫所之处则有屯营之田，非若唐人专设农寺以领之也，每军受田二十亩、纳租六石，而余丁所受所纳比之正军则又降杀焉。臣窃以为，民田则例最轻者须收三石，其田率多膏腴，军所屯种者多其所弃不耕之田，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，请如唐人，较其水陆腴瘠、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、收率多少，各因其地利土宜定为征收则例，使凡屯种之军乐于趋赴，既得以足军国之储而无欠负，又得以遂室家之乐而有盖藏，公私两便，上下俱足矣。
元和中，振武军饥，宰相李绛请开营田，可省度支漕运。乃命韩重华为营田使，起代北垦田三百顷，出赃罪吏九百余人，给以耒耜、耕牛，假种粮，使偿所负粟，一岁大熟。因募人为十五屯，每屯百三十人，人耕百亩，就高为堡，东起振武，西逾云州，极于中受降城，凡六百余里，列栅二十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，岁收粟二十万石，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。
臣按：韩重华于代北开营田三千八百余里，得粟二十万石，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，自有屯田以来未有得利如此者也。彼时沿边之地皆为藩镇所专，而行之犹得其利若此，今国家烟火万里，卫所列峙，又值边圉安靖之时，虽时或有侵轶，未尝举大众入深地，诚于无事之时寻古人之故迹，按前人之行事，东起辽东、西尽甘凉，于凡边塞无碱卤而宜裁种之地，因其地势，相其土宜，立为营堡，开垦田畴，分军耕种。当夫耕耘收获之时，除老幼守城外，凡有丁壮尽室而行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，开凿沟堑，为烽堠以瞭望之，出游骑以巡哨之，遇有寇盗入境，未至之先豫知儆备，势可敌则拒之，不可敌则避之。如此，则处处皆有屯种之所，年年皆有收获之入，边储自然给足，可以省内挽之劳，可以严外侮之备。
宋太宗端拱中，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，大兴河北营田。先是，雄州东际于海，多积水，戎人患之，不敢由此路入寇，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，每岁边骑多由此而入，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，因水陆之便，建阡陌、浚沟洫，益树五谷，所以实边廪而限戎马，故遣恕等经营之。恕密奏：“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，一旦使冬被甲兵、春执耒耜，则恐变生不测。”乃止。
臣按：天下之事非兴作之难，而处置得宜之为难也。自汉赵充国于边地建屯田之议，魏晋至唐皆行之，未尝不用兵也，且其所行皆在穷边绝塞之所、冱寒硗卤之地，未闻虑其有不测之变而不为也，今宋之所谓边者，乃在中国，非边徼也，而陈恕乃恐其变生不测而密奏止之。呜呼，使为天下者凡有兴作，不顾事体之可否，一惟徇人情之从违，何以立国哉？古不云乎，“以佚道使民，虽劳不怨”，臣请于凡边塞置立屯田，分军耕种，不必征其租入，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为赏赉则例，但使人人奋耕、家家有积，边城自然充足，于是令内地该运边粮州郡，俾其赍价来籴，家积有余，市价自平，不独边用不亏，边军皆赡，而内郡之民亦省矣。
宋淳化中，临津令黄懋上书，请于河北诸州作水利田，自言：“闽人闽地种水田，缘小导泉，倍费功力，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，引水溉田，省功易就。”乃以何承矩为屯田使，懋充判官，于凡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，发诸州兵万八千人给其役，于雄、莫、霸等州兴堰六百里，置斗门，引定水灌溉，初年种稻，值霜早不成，次年方熟。初，承矩建议，沮之者众，武臣耻于营葺，群议益甚，几于罢役，至是议者乃息莞。蒲蜃蛤之饶，民赖其利。
马端临曰：“兵与农共此民也，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，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，虽唐府兵之法犹然，至于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，且耕且戍，以省馈饷，尤为良法。自府兵之法既坏，然后兵农判而为二，不独农疲于养兵，而兵且耻于为农，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，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饷军也哉？”
臣按：宋都汴梁，去雄、霸等州几三千里，而又与契丹为界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，当四方无事之时、人民繁庶之际，按承矩之故迹而举其废坠，诚无难者。万一此言见取于九重，是亦足国用、省漕卒之一助也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诏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，令专稼政，以资牧养之用。
臣按：今京畿之地，在国初设行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，今其寺虽废而其监苑之地固在，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。伏乞英断，一节勒归，亦如宋人设田官专稼政，非但可以资牧马之用，亦因之补助军粮，以省馈饷。
孝宗隆兴元年，张阐言：“荆襄屯田之害，非田之不可耕也，无耕田之民也。官司虑其功之不就，不免课之游民，游民不足，不免抑勒百姓，舍己熟田，耕官生田，私田既荒，赋税犹在，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，夺民种之谷以为官谷，老稚无养，一方骚然，有司知其不便，申言于朝罢之。臣以为，与其弃之，孰若使两淮归正之民就耕，非惟可免流离，异日垦辟既广，田畴既成，然后取其余者而输之官，实为两便。”
臣按：凡前所陈屯营之策，非田不可耕，实恐耕田无其人，专用乎军则军伍有限，专用乎民则民各有田，其弊诚有如张阐所云云者。臣窃以为，宋朝偏安一隅，以荆襄为边境，岁有军旅之兴、防御之备，戎马蹂践，地多荒田，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，生齿日繁，地力不足以给其人之食，是以南北之民随处游食，而江右尤众。国家诚择任有风力大臣，付以招徕之，任借以官帑银数万两以为籴本，俾自择其属，遍行天下，有间田处相地度势，立屯堡以聚游食，辟污莱以为畎亩，开渠堰以资灌溉，异时成效，补助非少。虽然辟土之功固为不易，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难，方其举事之初，量度或未必当，及其施为之际，弊病或不能无，自觉失宜，许其陈首，饰非要功者然后加以责罚，如是，则无宋人抑勒百姓、舍熟耕生之弊矣。然此非独屯田一事为然，凡天下事无不然者。
元泰定中，虞集为翰林直学士，进言曰：“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，北极辽东，南滨青、齐，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，淤为沃壤，用浙人之法，筑堤捍水为田，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，分受以地，官定其畔以为限，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，为万夫之长，千夫、百夫亦如之，察其惰者而易之。三年后视其成，以地之高下定额，以次渐征之，五年有积蓄，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，十年不废，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。”
臣按：虞集此策在当时不曾行，及其末世也，海运不至而国用不给，谋国者思集之言，于是乎有海口万户之设，大略宗之，每年亦得数十万石以助国用，吁，亦已晚矣。今国家都于燕，京师之东皆濒大海，烟火数千里而居民稠密，当此全安极盛之时，正是居安思危之日，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计议，特委有心计大臣循行沿海一带，专任其事，仍令先行闽、浙滨海州郡筑堤捍海去处，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来，从行相视可否，讲求利害，处置既定，然后召募丁夫，随宜相势，分疆定畔，因其多少授以官职，一如虞集之策。虽然天下之事建议者思之非不周，而执事者行之未必力，方集议之时，说者固已谓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，其事遂寝，及至于不得已之际方用其策，然几会已失，事势巳去不可为矣。呜呼，岂非后世永鉴哉。臣尝闻闽浙人言，大凡濒海之地多咸卤，必得河水以荡涤之，然后可以成田，故为海田者必筑堤岸以阑咸水之入疏，沟渠以导淡水之来，然后田可耕也。臣于东京一带海涯虽未及行，而尝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，观其入海之水，最大之处无如直沽，然其直泻入海，灌溉不多，请于将尽之地依《禹贡》逆河法，截断河流，横开长河一带，收其流而分其水，然后于沮洳尽处筑为长堤，随处各为水门以司启闭，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，内以泄淡水俾其不至漫，如此，则田可成矣。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，皆依此法行之，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，非独民资其食，而官亦赖其用，如此，则国家坐享富盛，远近皆有所资。譬则富民之家，东南之运其别业所出也，滨海之收其负郭所获也，其为国家利益夫岂细哉？由是而可以宽东南之民，由是而可以壮西北之势，虞集之言不见用于当时而得行于今日，集虽死不死矣。
至正十二年，丞相托克托言：“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，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，不烦海运，京师足食。”从之，于是西自西山，南至保定、河间，北抵檀（今密云县）、顺（今顺义县），东至迁民镇，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，悉从分司农司立法，佃种合用工价、牛具、农器、谷种给钞五百万锭。命乌兰哈达、乌克逊良祯并为大司农卿，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，为农师，降空名添设职事，敕牒十二道，募农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、二百名正八品、三百名从七品，就令管领所募之人，所募农夫每名给钞十锭，由是岁乃大稔。
臣按：今京畿之地可为稻田者甚多，官民之家固有耕获之者矣，诚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，使其皆尽人力、广地利，而又因而为之召募劝相，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，其于国计不无少助。
以上屯营之田。臣按：自三代以来未有建都于幽燕者，辽金以来始相承为都会，逮于我朝，宅中图大承上天之新命，立向明之洪基，体宸极之尊居，受四方之环拱，始于此建极图治焉。六宫百六军万姓毕聚于斯，所费有不赀焉者，岁计何啻亿万，矧又幅员之广有汉唐所无者，沿边建阃，屯兵列戍，率资远以给近，取外以足内，调乎中以实之边，聚积固难而输，将亦有不易焉者。民之租赋有限，国之用度无穷，苟非于岁计常赋之外别有所经营，而欲其优裕丰瞻，难矣。是以自古善计国者恒取足于有余之地力而不敢伤易失之民心，此屯营之田所由起也。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，无农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，无兵不战而吾乘不战之时而用之，内以实京师于常数之外，外以实边储于常用之余，臣故于“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”之下首举“贡赋之常”，而以“屯营之田”终焉，以见国用所出虽非一途而田为之本，用人之力，尽地之利，因天之时，治国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。或人问于朱熹曰：“《大学》论治国平天下而言财利，何也？”熹答曰：“天下所以不平者，皆因此。”伏惟九重清燕时，留心于天下之大本，义以制天下之利，天下不足平矣。臣不胜惓惓。
卷三六
△明礼乐
▲总论礼乐之道（上）
《舜典》：同律度量，衡修五礼。
朱熹曰：“律谓十二律，黄钟、太蔟（千候反）、姑洗（苏典反）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（音亦）、大吕、夹钟、仲吕、林钟、南吕、应钟也，六为律、六为吕。以之审度而度（入声）长短，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，十尺为丈，十丈为引；以之审量（去声）而量多少，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，而十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十斗为斛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，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，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，十六两为斤，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，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，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。五礼，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也，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风俗（十龠之十当作合）。”
臣按：礼乐自天子出而用之于诸侯之国，帝舜巡守至方岳之下，于律则同之，同之恐其有不一；于礼则修之，修之恐其有废坠。则是礼乐之制作自古有之，天子既用之于朝廷之上，而又颁之于诸侯之国，而又以时同之、修之，非但备其仪文、协其声音，所以一天下之制度、同天下之风俗也。后世惟于创国之初一颁其制，继世之君不闻有所谓同律、修礼之举，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，此治所以不及古欤。
《周礼》：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（诈伪）而教之中（无过不及），以六乐防万民之情（谓欲之动者）而教之和（无所乖戾）。
郑玄曰：“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，五礼谓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也。乐所以荡止民之情思使其心应和，六乐谓《云门》《咸池》《大韶》《大夏》《大》《大武》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人伪日胜则党偏反侧，流于不中；人情日滋则放僻邪侈，流于不和。惟以礼乐防之，则其教易入，礼乐也者，其教民之本也。”
大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，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，以礼乐合天地之化、百物之产以事鬼神，以谐万民，以致百物。
真德秀曰：“此义在《周礼》为最难通者也。先郑氏以阴、阳德为男女之情，既未适当，而康成则曰：‘天产者动物，谓六牲之属；地产者植物，谓九谷之属。阴德，阴气在人者，阴气虚，纯之则劣，故食动物作之使动，过则伤性，制中礼以节之；阳德阳气在人者，阳气盈，纯之则躁，故食植物作之使静，过则伤性，制和乐以节之。如此，然后阴阳平、性情和而能育其类。’郑氏之说如此，亦未见其必然（先郑氏谓兴也，以别康成）。”
臣按：天产、地产即下所谓百物之产也，阴德、阳德即下所谓天地之化也。天地各有所产，阴阳各有其德，先王作礼乐以事鬼神，阳之德为神，阴之德为鬼。用天所产者以作阴之德，礼由阴作者也，礼以防之，使其鼎俎之实必得其中而不过于奢俭焉，是以地制之礼而节天阳之所生也；用地所产者以作阳之德，乐由阳来者也，乐以防之，使其笾豆之实必得其和而不至于乖戾焉，是以天作之乐而节地阴之所成也。夫天本阳也，以天产而作阴德；地本阴也，以地产而作阳德，如此，则天地之化、百物之产合为一矣。由是而事鬼神，则阴阳之气交、动植之物备、礼乐之用节，是故郊焉而天神格，庙焉而人鬼享，万民以之而谐闺门、族党，无不和协者矣。百物以之而致，鸟兽草木无不顺成者矣。
《礼记礼器》曰：礼也者反其所自生，乐也者乐其所自成，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，修乐以道志，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。
陈澔曰：“万物本乎天，人生本乎祖，礼主于报本反始，不忘其所由生也。王者功成治定然后作乐，以文德定天下者乐文德之成，以武功定天下者乐武功之成，非泛然为之也。节事为人事之仪则也，道志宣其湮郁也，世治则礼序而乐和，世乱则礼慝而乐淫，故观礼乐而治乱可知也。”
臣按：自昔人君为治之大本惟在于礼乐，礼之大者在郊天享庙，乐之大者在章德象成，故其制为一代之礼以节天下之事，使其所行者咸有节而无大过不及之差，修为一代之乐以道万民之志，使其所存者得以通而无郁结不平之患。是以自古善观人国者惟于其礼乐观之，而于其政刑则略焉，此无他，求其本也，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
《郊特牲》曰：乐由阳来者也，礼由阴作者也，阴阳和而万物得。
臣按：圣人本天地之阴阳以作礼乐，故乐由阳而来，礼由阴而作，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，又以之而发舒天道之阳、敛肃地道之阴。然独阳不生、独阴不成，故必礼备乐和、兼施并行，然后天之阳、地之阴气交而形和，而絪缊之气通、生成之道备，而万物无有不得其所者矣。
《乐记》曰：先王之制礼乐也，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，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。
臣按：《乐记》此章上文有曰：“乐之隆非极音也，食飨之礼非致味也。清庙之瑟，朱弦而疏越，一倡而三叹，有遗音者矣；大飨之礼，尚玄酒而俎腥鱼，大羹不和，有遗味者矣。”说者谓以玄酒、腥鱼、大羹非极口腹之欲也，以朱弦、疏越非极耳目之欲也，盖以人心莫不有欲，而所欲者莫不各有所好恶，好恶得其平，则是人道之正也。故圣人因礼乐而示之以好恶之正，使民观其礼而知上之制礼而不专事乎口腹也，如此，则莫不好质而恶奢；观其乐而知上之作乐而不专尚乎耳目也，如是，则莫不好和而恶淫。如此，则民之好恶得其平，而人道之正者于是复其初矣。后世人主一切惟口腹耳目之是恣，下民化之，此人道所以日流于邪淫而世道日沦于污下也欤？
是故先王之制礼乐，人为之节，衰麻、哭泣所以节丧纪也，钟鼓、干戚所以和安乐也，婚姻、冠笄所以别男女也，射乡、食飨所以正交接也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。
臣按：礼乐之制皆是以人为之节，度于人之死而兴哀也，则为之衰麻之服、哭泣之数以节其丧纪；于人之生而好乐也，则为之钟鼓之音、干戚之舞以和其安乐；因人之生而有男女，则为之婚姻、冠笄之礼以别之，使其不混；因人之生而相交接，则为之射乡、燕食之礼以正之，使其不流。礼以节之则民之行也无不中，乐以和之则民之言也无不和，是则丧纪也、安乐也、男女也、交际也，人人所有也，任其自有而自为之，不失之太过则失之不及，是以先王为之衰麻、哭泣，为之钟鼓、干戚，为之婚姻、冠笄，为之射乡、食飨，皆是因其所当为而为之节也，岂以私意巧智为之哉？
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，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。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。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，礼义立则贵贱等矣，乐文同则上下和矣。
辅广曰：“乐者所以合人之和，礼者所以辨人之分。和合则相亲，分辨则相敬，有以合其情而无以饰其貌则乐胜而流矣，有以饰其貌而无以合其情则礼胜而离矣。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，二者阙一则不可。”
臣按：乐胜则流、礼胜则离，此二言者非但以论礼乐，凡人之行己处事，接物、交朋友，处族姻、乡党，无不皆然者。故礼以饰貌必有其义，其义既立则检于外者各得其宜，宜则人心安而不乖；乐以合情必有其文，其文既同则存于中者各有其理，理则人心定而不乱，此合情饰貌所以为礼乐之事而救其流离之失。然又必有义与文焉互相为用，然后贵贱以之而等、上下由是而和，此礼乐所以四达而为王道之备欤。
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。乐由中出故静，礼自外作故文。大乐必易，大礼必简。乐至则无怨，礼至则不争。揖让而治天下者，礼乐之谓也。郑玄曰：“乐由中出，和在中也；礼自外作，敬在貌也。”
臣按：礼乐之所以为大者，以其简易也。乐由天作而其大者与天地同和，如干以易知；礼以地制而其大者与天地同节，如坤以简能。故人君在上，以一心之中和而建为天下之极，若其文为度数则付之有司，亦犹乾坤之简易也。是以恭己五位之尊，揖让庙堂之上，而化行于四海、九州之大，所操者至简而不烦，所守者至易而不难也。
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。和故百物不失，节故祀天祭地。明则有礼乐，幽则有鬼神，如此，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。
郑玄曰：“言顺天地之气与其数也。不失者，不失其性也。祀天祭地者，成物有功报焉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主减，乐主盈，鬼神亦止是屈伸之义。礼乐、鬼神一理，在圣人制作处便是礼乐，在造化功用处便是鬼神。”
臣按：明则有礼乐，幽则有鬼神，礼乐形而下者也，鬼神形而上者也。上下无异形，幽明无二理，是以自古圣人之制作礼乐于昭昭之表，所以妙契鬼神于冥冥之中，无愧于此即无愧于彼也。
礼者殊事合敬者也，乐者异文合爱者也。礼乐之情同，故明王以相沿也。故事与时并，名与功偕。
朱熹曰：“礼有经礼、曲礼之事殊而敬，一乐有五声、六律之文异而爱，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者，皆大乐、大礼之所感化也。礼乐之制，在明王虽有损益，而情之同者则相因述也。唯其如此，是以王者作兴，事与时并，如唐虞之时则有揖让之事，夏殷之时则有放伐之事，名与功偕者功成作乐，故历代乐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曰有是时则有是事，有是事则有是功。圣人观其会通以行典礼，固未尝执一以废百，亦未尝循末以忘本。
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，识礼乐之文者能述。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，明、圣者述、作之谓也。
辅广曰：“礼乐之情存乎中，礼乐之文形乎外，即吾之心而能作者圣之事也，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。圣可兼明，圣诚者也，明明者也，自明而诚则圣矣。”
臣按：理之深者谓之情，知则洞达其本原精蕴者也；理之显者谓之文，识则通晓其源委节目者也。知之悉故能创新开始，识之详故能袭旧成终。创物之始，非圣人不能成物之终，虽明哲之士亦可能也。
乐者天地之和也，礼者天地之序也。和故百物皆化，序故群物皆别。乐由天作，礼以地制，过制则乱，过作则暴。明于天地，然后能兴礼乐也。
孔颖达曰：“此一节申明礼乐从天地而来，王者必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。乐者调畅阴阳，是天地之和也。礼明贵贱，是天地之序也。乐主于阳，是法天而作；礼主于阴，是法地而制。”
朱熹曰：“乐由天作属阳，故有运动意；礼以地制，如由地出不可移易。”
臣按：圣人之礼乐与天地之阴阳相为流通，故始也法阴阳而为礼乐，终也以礼乐而赞阴阳。
王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，其功大者其乐备，其治辩（与遍同）者其礼具。
臣按：乐以象功者也，礼以饰治者也。功成而作乐，功大然后所作之乐备，治定而制礼治辩，然后所制之礼具。苟功不成、治不定，或功与治未至于大与辩而强为之声容，制度无其本根而徒事其枝节，终归于废弃也已矣。
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；三王异世，不相袭礼。
臣按：三王而专言礼，五帝而专言乐，互文以见义也。夫礼乐之不可沿袭者，其声容、制度耳，若夫和敬之本原，根于人心之固有出乎天理之自然者，虽百世不易也。
天高地下，万物散殊，而礼制行矣；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而乐兴焉。
真德秀曰：“《易》曰‘上天下泽，履。君子以辨上下、定民志’，此礼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；又曰‘雷出地奋，豫。先王以作乐，殷荐上帝以配祖考’，此乐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。天高而居上，地卑而居下，物生万类有大有小，分散而差殊。圣人因之制为之礼，君父在上，臣子在下，即天高地下之象；昆弟、夫妇、师友、宾主下及于舆台、皂隶，等级分明，不相混乱，即万物散殊之象，此礼制之所自行也。阴阳五行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，未尝止息，相摩相荡，若雷霆之鼓动、风雨之散润，二气和合，故能化生而不穷。圣人因之作为之乐，有五声、有十二律。角、征，阳也，商、羽，阴也；六律阳也，六吕阴也。混合无间而乐成焉，故能与天地之和相应，此乐之所由兴也。知乎此，然后识礼乐之原矣。”
臣按：朱熹叹《乐记》此数句意思极好，可见圣人之制作礼乐，皆是自然合当如此。真德秀亦云：“知乎此，然后识礼乐之原。”后之有志于礼乐之制作者，请玩心于此二十有五言云。
天尊地卑，君臣定矣。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小大殊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则性命不同矣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如此，则礼者天地之别也。
臣按：《乐记》此章与《易系辞》大同小异，记者引之言圣人制礼其本于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，但彼以《易》象言，此以礼制言耳。
地气上齐（音跻），天气下降，阴阳相摩，天地相荡，鼓之以雷霆、奋之以风雨、动之以四时、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。如此，则乐者天地之和也。
真德秀曰：“详悉前章之旨，自‘天尊地卑’至‘贵贱位矣’是言天高地下之义也，自‘动静有常’至‘在地成形’是言万物散殊之义也，‘地气上齐’至‘百化兴焉’是言流而不息、合同而化之义也。合二章而观，其理焕然矣。”
臣按：礼乐之制作于圣人，非圣人所自为也，因天地自然之形气而为之耳。大率礼以地制而其制也本其自然之形，乐由天作而其作也因其自然之气，气得其顺则天亦应之以顺，形得其常则地亦示之以常。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为非礼之礼、非乐之乐，是天之有盲风怪雨、地之有息壤洪流，其致逆气之应、异象之垂，有必然者矣。其为治道累，夫岂小哉？
乐着（直略反）大始而礼居成物，著（如字）不息者天也，著不动者地也，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，故圣人曰礼乐云。
臣按：乾元之气运行之初而无以加，所谓大始也，而乐之为乐则根著乎是焉；坤元之形凝定之后而有所成，所谓成物也，而礼之为礼则居处乎是焉。是乐也由阳而来，昭著于声气而流行不息者，在天之气运也；是礼也由阴而作，昭著于形体而安静不动者，在地之形峙也。不息则动矣，不动则静矣，乐之动在于天，礼之静在于地，而礼与乐则动而又静、静而又动，而并在乎天地之间焉。是以圣人分而言之，在天之动者则谓之乐、在地之静者则谓之礼；圣人合而言之，在天地之间兼动与静者则通谓之礼乐云。谓之云者，言其所以为礼乐者如此也。
乐也者施（去声）也，礼也者报也。乐乐其所自生，礼反其所自始。乐章德，礼报情反始也。
臣按：《正义》谓乐无反报之意但主于恩施而已，故曰施。礼尚往来，受人礼事必当报之也，故曰报。所以施之者何？乐其所自生也，于其所自生之初而乐之，故其作乐必本其所以生者而为之恩施也。所以报之者何？反其所自始也，于其所自始之处而反之，故其制礼必本其所以始者而为之酬报也。然其所以乐其生者用以章其德而已，盖作乐以祀其先，所以章显先王之德于歌颂舞列之间也；其所以反其始者用以报其情而已，盖制礼以祀其神，所以报答其生育之情而反吾本生之初也。
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，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。乐统同，礼辨异，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。
臣按：人情多变而乐则一定而不可变，事理无常而礼则一定而不可易。何也？乐以统同，而凡人情之应感而动者或听之而和顺、或听之而和亲，莫不一统之以和也；礼以辨异，凡事理之随物赋形者亲疏各有其序、尊卑各有其等，莫不各辨之以序也。如此，则礼乐之作不徒有是言说，而凡天下之人情、事理皆管摄乎其中矣。
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。
陈澔曰：“大人举礼乐，言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也。天地将为昭焉，言将以礼乐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下文所谓“天地䜣合，阴阳相得”以至于“胎生者不岩而卵生者不血”，皆天地将为昭焉之事也。嗟夫，大人兴举礼乐，则效至于天地阴阳之化气、化形生之物无一而不得其所者如此，夫岂无故而然哉？盖礼得其序而乐得其和，序则物各得其理而不杂，和则物各顺其性而不乖，既序且和则建极于上者有其德，燮理于下者尽其职，山川鬼神亦莫不宁，暨鸟兽鱼鳖咸若矣。天地之间，何者而非礼乐昭宣之功哉？
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，礼也者动于外者也。乐极和，礼极顺。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，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。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，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，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，天下无难矣。
臣按：圣人与斯民均备是礼乐于一性之中，圣人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耳。圣人备礼乐以身，内和而外顺，故一举而措之天下，则此以心感、彼以心应，宜其易易而无难。
故礼主其减，乐主其盈。礼减而进以进为文，乐盈而反以反为文。
朱熹曰：“礼如凡事俭约、如收敛恭敬便是减，须当着力向前去做便是进，故以进为文。乐以歌咏和乐便是盈，须当有个节制，和而不流，便是反，故以反为文。礼减而却进前去，乐盈而却反归来，便是得情性之正。”
臣按：礼以谦逊、退贬为尚，故主减，然礼之体虽主于减杀而其用则在乎进前也，故必勉而作之而以进为其文；乐以发扬、蹈厉为上，故主盈，然乐之体虽主于充盈而其用则在乎抑反也，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为其文。主减者当进，须力行将去；主盈者当反，须回顾身心。程颐所谓礼乐进反之间便得性情之正者，此也。
《仲尼燕居》：子曰：“礼也者理也，乐也者节也。君子无理不动，无节不作。”
臣按：礼得其理则有序而不乱，乐得其节则虽和而不流。无理不动，防其乱也；无节不作，防其流也。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素，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偏。
臣按：素谓无文，偏谓不全。子张问政，子曰：“君子明于礼乐，举而错之而已。”臣按：举而错之，谓举礼乐之道而施之于政事也。
子张复问，子曰：“师，尔以为必铺几筵、升降酌、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？尔以为必行缀（舞之行位相连缀）兆（位外营兆）、兴羽龠、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？言而履之礼也，行而乐之乐也。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，夫是以天下太平也。诸侯朝、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。”
臣按：此言礼乐之道不在于仪文、度数、声容、节奏之末，而在乎吾身、言行之间。
以上总论礼乐之道（上）
卷三七
▲总论礼乐之道（下）
《孝经》：子曰：“移风易俗莫善于乐，安上治民莫善于礼。礼者敬而已矣，故敬其父则子悦，敬其兄则弟悦，敬其君则臣悦，敬一人而千万人悦，所敬者寡而悦者众，此之谓要道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为治之道非止一端，而其最要者莫善于礼与乐。礼之安上治民，人皆知之，若夫乐之移风易俗，人多疑焉。何也？盖礼之为用，民生日用彝伦不能一日无者，无礼则乱矣。乐以声音为用，必依永以成之，假器以宣之，资礼以用之，有非田里闾巷间所得常闻也，而欲以之移风易俗不亦难哉？夫乐有本、有文，出于人心而形于人声，然后谐协于器以为乐。圣人之论，论其本耳。礼之本在敬，乐之本在和，敬立则为礼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，和同则为乐所以移风易俗者在是矣。故《孝经》此章首以“教民亲爱莫善于孝，教民礼顺莫善于弟”为言而继之以此，然不先礼而先乐，而于礼之下即系之曰“礼者敬而已矣”，不言乐之和而和之意自溢于言外。下文所谓敬其父、敬其兄、敬其君者礼之敬也，子之悦、弟之悦、臣之悦者乐之和也，敬一人而千万人悦，岂非安上治民而移风易俗之效哉？由是观之，礼乐二者交相为用，可相有而不可相无，是诚治天下之要道也。彼区区求其治效于声音、器数之末，岂知要者哉？
《论语》：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
程颐曰：“礼胜则离，故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。乐胜则流，故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，敬者礼之所以立也，和者乐之所由生也，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者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者天理之节文、人事之仪则也。和者从容不迫之意。盖礼之为体虽严，然皆出于自然之理，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，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，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。又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，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，不复以礼节之，则亦非复礼之本然矣，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。”又曰：“严而泰，和而节，此理之自然，礼之全体也。毫厘有差，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，其不可行均矣。”
臣按：有子此言专言礼之用，而程氏始用《乐记》二语以见礼之不可无和，和便是乐之意。朱子谓严而泰是礼中有乐，和而节是乐中有礼，虽不明言乐字而乐之意自见于言外。臣故列之于礼乐篇。
子曰：“人而不仁如礼何，人而不仁如乐何。”程颐曰：“仁者天下之正理，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。”
游酢曰：“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，其如礼乐何哉，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。”李郁曰：“礼乐待人而后行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此章重在仁字上。仁者心之全德也，人能全心德，自然敬而和，以敬行礼则礼皆得其宜，以和用乐则乐皆合其度，是礼乐皆为我用。苟心不仁，则无敬与和，无敬与和其将奈礼乐何哉？是故用礼乐者必以和敬为本，而和敬又以仁为本。
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
程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文质得宜，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；后进之于礼乐，文过其质，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。盖周末文胜，故时人之言如此，不自知其过于文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先进、后进犹言前辈、后辈。野人谓郊外之民，君子谓贤士大夫也。用之谓用礼乐。孔子既述时人之言，又自言其如此，盖欲损过以就中也。”
或问朱熹曰：“此礼乐还说宗庙、朝廷以至州闾、乡党之礼乐？”曰：“也不止是这般礼乐，凡日用之间一礼一乐皆是礼乐，只管文胜去如何合杀？须有个变转道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