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24/183）-清-永瑢

（本文为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第 24/183 部分）

宋程公说撰。公说字伯刚，号克斋，丹棱人，居於宣化。年二十五登第，官邛州教授。吴曦之乱，弃官携所著《春秋》诸书匿安固山中修之。甫成而卒，年仅三十七。是书前有开禧乙丑《自序》，淳祐三年，其弟公许刊於宜春。凡《年表》九卷、《世谱》七卷、《名谱》二卷、《书》二十六卷、《周天王事》二卷、《鲁事》六卷、《大国世本》二十六卷、《次国》二卷、《小国》七卷、《附录》三卷。其《年表》则冠以周及列国，而后夫人以下与执政之卿皆各为一篇。其《世谱》则王族、公族以及诸臣每国为一篇，鲁则增以妇人名、仲尼弟子。而燕则有录无书，盖原阙也。《名谱》则凡名著於《春秋》者分五类列焉。《书》则历法、天文、五行、疆理、礼乐、征伐、职官七门。其周、鲁及列国《世本》以及《次国》、《小国》、《附录》则各以《经》、《传》所载分隶之。条理分明，叙述典赡。所采诸儒之说与公说所附《序论》，亦皆醇正。诚读《春秋》者之总汇也。明以来其书罕传，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注曰“未见”。顾栋高作《春秋大事表》，体例多与公说相同。栋高非剽窃著书之人，知其亦未见也。此本出自扬州马曰璐家，与《通考》所载卷数相合。内宋讳犹皆阙笔，盖从宋刻影钞者。刘光祖作公说《墓志》，称所作尚有《左氏始终》三十六卷、《通例》二十卷、《比事》十卷。是殆刻意於《左氏》之学者。宋自孙复以后，人人以臆见说《春秋》。恶旧说之害己也，则举三《传》义例而废之。又恶《左氏》所载证据分明、不能纵横颠倒，惟所欲言也，则并举《左传》事迹而废之。譬诸治狱，务毁案牍之文，灭佐证之口，则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断而莫之争也。公说当异说坌兴之日，独能考核旧文，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见，以杜虚辨之口舌，於《春秋》可谓有功矣。
△《春秋讲义》四卷（永乐大典本）
宋戴溪撰。溪有《续吕氏家塾读诗记》，已著录。开禧中，溪为资善堂说书，累转太子詹事。时景献太子命类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通鉴》，各为说以进。此即其《春秋》说也。书中如以齐襄迫纪侯去国为托复雠以欺诸侯，以秦与楚灭庸为由巴、蜀通道，以屡书“公如晋至河乃复”为晋人启季氏出君之渐，以定公戊辰即位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，皆具有理解。而时当韩侂胄北伐败衄，和议再成，故於内修外攘、交邻经武之道，尤惓惓焉。至卒葬之类，并阙而不释。考宋代於丧服之制，避忌颇深。如“何居”“居”字语出《檀弓》，《礼部韵略》即不载，其他可知。溪之不释此类，盖当时讲幄之体也。嘉定癸未五月，溪长子桷鋟本金陵学舍，沈光序之。宝庆丙戌，牛大年复刻於泰州。其《序》称是书期於启沃君德，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。盖非经生训诂家言，故流传未广。陈氏《书录解题》不著於录，殆以是欤？《宋史艺文志》作四卷。王瓒《温州志》作三卷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注曰“已佚”。今外间绝无传本，惟《永乐大典》所采，尚散见各条《经》文之下。今谨为裒辑校正，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，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，《永乐大典》所阙，则取黄震《日钞》所引补之。仍从《宋史》釐为四卷，而每卷又各分上、下。其所释《经》文，多从《左氏》，故其间从《公》、《穀》者并附案语於下方焉。
△《春秋集义》五十卷、《纲领》三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
宋李明复撰。明复亦名俞，字伯勇，始末无考。据魏了翁《序》，知为合阳人，嘉定中太学生尔。是书首行题“校正李上舍经进春秋集义”，次行又题“后学巴川王梦应”。案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云：“《宋艺文志》载李明复《春秋集义》五十卷，又载王梦应《春秋集义》五十卷。尝见宋季旧刻，即李氏原本，而王氏刊行之，非王氏别有《集义》也。”此本乃无锡邹仪蕉绿草堂藏本。核其题名，与彝尊所见本相合。知《经义考》所说有据，而《宋志》误分为二也。张萱《内阁书目》称其采周、程、张三子，或著书以明《春秋》，或讲他经以及《春秋》，或其说有合於《春秋》者，皆广收之。然所采如杨时、谢湜、胡安国、朱子、吕祖谦之说，不一而足，谢湜尤多。萱盖考之未审耳。《经义考》载是书前有《纲领》二卷，又有魏了翁《序》。此本乃皆不载，盖传写佚之。然“春王正月”条下自注曰：“馀见《纲领》上、中二卷”。则《纲领》当有三卷，故有上、中、下之分。《经义考》作二卷，亦小误矣。今检《永乐大典》，明复所著《纲领》尚存，谨录而补之，仍釐为三卷，以还其旧焉。
△《春秋集注》十一卷、《纲领》一卷（江西巡抚采进本）
宋张洽撰。洽字元德，清江人。嘉定中进士，官至著作佐郎。端平元年，朝廷知洽家居著书，宣命临江军守臣，以礼延访，赍纸札誊写以进。书既上，除洽知宝章阁。会洽卒，谥之曰文宪。以其书付秘阁。书首有洽《进书状》，自言“於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，莫不考核研究，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，附於每事之左，名曰《春秋集传》。既又因此书之粗备，复仿先师文公《语》、《孟》之书，会其精意，诠次其说，以为《集注》”云云。考《朱子语录》深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。洽此书以春为建子之月，与《左传》王周正月义合，足破支离轇轕之陋。车若水《脚气集》乃深以洽改从周正为非，门户之见，殊不足据。
至若水谓“《春秋》一书，质实判断不得，除非起孔子出来，说当时之事，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。今作《集注》，便是质实判断，此照《语》、《孟》例不得。《语》、《孟》是说道理，《春秋》是纪事。且首先数句便难明。惠公仲子，不知惠公之仲子耶？或惠公同仲子耶？尹氏卒，一边道是妇人，一边道是天子之世卿。诸儒讥世卿之说，自是明训。恐是举烛尚明之论，理虽是而事则非也”云云，其论亦颇中洽之病。要其合者不可废也。明洪武中，以此书与胡安国《传》同立学官。迨永乐间，胡广等剽袭汪克宽《纂疏》为《大全》。其说专主胡《传》，科场用为程式，洽书遂废不行。今此书遗本仅存，而所谓《集传》则佚之久矣。
△《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》三卷（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）
宋李琪撰。琪字开伯，吴郡人。官国子司业。其书成於嘉定辛未。以诸国为纲，而以《春秋》所载事迹类编为目。前有《序》，后有《论断》。第一卷为《王朝及霸国》。霸国之中黜秦穆、楚庄而存宋襄。又於晋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。而特附以《鲁》二卷，为周同姓之国。而特附以《三恪》三卷，皆周异姓之国。而列秦、楚、吴、越於诸小国后，所论多有为而发。如讥晋文借秦抗楚，晋悼结吴困楚，则为徽宗之通金灭辽而言。讥纪侯邻於雠敌而不能自强，则为高宗之和议而言。其意犹存乎鉴戒。至於称鲁已灭之后至秦、汉犹为礼义之国，则自解南渡之弱。霸国之中退楚庄、秦穆而进宋襄，则自解北辕之耻。置秦、楚、吴、越於诸小国后，则又隐示抑金尊宋之意。盖借《春秋》以寓时事，略与胡安国《传》同。而安国犹坚主复雠之义，琪则徒饰以空言矣。流传已久，姑录以备一家。且以见南宋积削之后，士大夫犹依《经》托《传》，务持浮议以自文。国势日颓，其来渐矣。存之亦足示炯戒也。
△《春秋通说》十三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宋黄仲炎撰。仲炎字若晦，永嘉人。其进是书《表》称肄举业而罔功。李鸣复奏《举状》，称科举之外，穷经笃古。盖老而不第之士也。书成於绍定三年，其奏进则在端平三年。《自序》谓《春秋》为圣人教戒天下之书，非褒贬之书。
所书之法为教，所书之事为戒。自三《传》以褒贬立意，专门师授，仍陋袭讹。
由汉以后，类例益岐，大义隐矣。故其大旨谓直书事迹，义理自明。於古来经师相传，王不称天，桓不称王之类，一切辟之。按《朱子语录》云：“圣人据实而书，是非得失，有言外之意。必於一字一辞间求褒贬所在，窃恐未然。”仲炎《表》中所云酌朱熹之论者，盖本於是。何梦申作吕大圭《春秋或问序》，谓传《春秋》者几百家，大抵以褒贬赏罚为主，惟《或问》本朱子而尽斥之。不知仲炎已先发之矣。中如於南季来聘，据三《传》、《戴记》，谓天子无聘诸侯之礼，《周礼》时聘之说不足信；於滕薛来朝，谓诸侯无私相朝之礼，三《传》俱谬：则过於疑古。以盟首止为王世子立党制父，则过於深文。以“子同生”为《传》语误入《经》文，以“葬蔡桓侯”为“公”字之讹，以“同围齐”为“围”字重写之误，疑及正《经》，亦未免臆为推测。然如谓季友为巨奸窃交宫阃，则成风私事，《传》有明文，词严义正，足以为千古之大防矣。其论胡安国之书曰：“孔子虽因颜渊之问，有取於夏时，不应修《春秋》而遽有所改定也。胡安国氏谓《春秋》以夏正冠月，而朱熹氏非之，当矣。孔子之於《春秋》，述旧礼者也。
如恶诸侯之强而存天子，疾大夫之偪而存诸侯，愤吴、楚之横而尊中国，此皆臣子所得为者。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，窃用天子之赏罚，决非孔子意也。夫孔子修《春秋》，方将以律当世之僣，其可自为僣哉？”其立义明白正大，深得圣人之意。盖迥非安国所及也。
△《春秋说》三十卷（永乐大典本）
宋洪咨夔撰。咨夔字舜俞，於潜人。历官端明殿学士，事迹具《宋史》本传。
是书有咨夔《自序》，称自考功罢归，杜门深省，作《春秋说》。按本传称理宗初咨夔为考功员外郎，以忤史弥远，又言李全必为国患，为李知孝、梁成大所劾，镌秩家居者七年。是书盖是时所作也。又本传第称咨夔所著有《两汉诏令揽钞》、《春秋说》等书，而皆不载其卷数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引吴任臣之言云“止三卷”。
《永乐大典》载吴潜所作咨夔《行状》，则谓《春秋说》实三十卷。今考是书，篇帙繁重，断非三卷所能尽。潜与咨夔同官相契，当亲见其手定之本。任臣所言，盖后来传闻之误耳。其书议论明鬯，而考据事势，推勘情伪，尤多前人所未发。
如以书“公子友如陈”为著季氏专鲁之始，以晋侯执曹伯负刍而不为曹立君正为异日归之之地，以书“大蒐昌间”为季氏示威於众以胁国人，皆得笔削微意。惟谓庆父出奔为季友故纵，谓刘子、单子以王猛入王城为不知有君，颇有纰缪。然弃短取长，其卓然可传者，不能没也。今《两汉诏令》等书久已散佚，此书亦无传本，惟《永乐大典》尚多载其文。谨裒辑编次，釐正讹舛，仍分为三十卷，以还旧观。至《春秋经》文，三《传》各有异同。今咨夔原本，《经》文已不可见，就其所说推之，知其大概多从《左氏》，而间亦参取於《公》、《穀》。今并加案语，附识其下。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、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，《永乐大典》原本已佚，而他家经解又绝无徵引，无从葺补，今亦姑阙之焉。
△《春秋经筌》十六卷（湖北巡抚采进本）
宋赵鹏飞撰。鹏飞字企明，号木讷，绵州人。其意以说经者拘泥三《传》，各护师说，多失圣人本旨，故为此书，主於据《经》解《经》。其《自序》曰：“学者当以无《传》明《春秋》，不可以有《传》求《春秋》。无《传》以前，其旨安在，当默与心会矣。”又曰：“三《传》固不足据，然公吾心而评之，亦有时得圣意者。”夫三《传》去古未远，学有所受。其间经师衍说，渐失本意者，固亦有之。然必一举而刊除，则《春秋》所书之人，无以核其事；所书之事，无以核其人。即以开卷一两事论之。元年春王正月，不书即位，其失在夫妇嫡庶之间。苟无《传》文，虽有穷理格物之儒，殚毕生之力，据《经》文而沈思之，不能知声子、仲子事也。郑伯克段于鄢，不言段为何人，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际。苟无《传》文，虽有穷理格物之儒，殚毕生之力，据《经》文而沈思之，亦不能知为武姜子、庄公弟也。然则舍《传》言《经》，谈何容易！啖助、赵匡攻驳三《传》，已开异说之萌。至孙复而全弃旧文，遂贻《春秋》家无穷之弊。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载鹿溪生黄沇之说曰“今时为《春秋》者，不探圣人之志，逐《传》则论鲁三桓、郑七穆，穷《经》则会计书甲子者若干、书侵书伐凡几”云云。沇从学於陈瓘、黄庭坚，其授受尚有渊源，而持论业已如此。盖皆沿复之说也。鹏飞此书，亦复之流派。其最陋者，至谓《经》书成风，不知为庄公之妾、僖公之妾，付之阙疑。张尚瑗《三传折诸》，讥其臆解谈经，不知《左氏》有成风事季友而属僖公之事，不值一噱。颇为切中其病。然复好持苛论，鹏飞则颇欲原情，其平允之处亦不可废。寸有所长，存备一说可矣。
△《春秋或问》二十卷、附《春秋五论》一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宋吕大圭撰。大圭字圭叔，号朴乡，南安人。淳祐七年进士。官至朝散大夫，行尚书吏部员外郎，兼国子编修、实录检讨官、崇政殿说书，出知兴化军。尝撰《春秋集传》，今已散佚。此《或问》二十卷，即申明《集传》之意也。大旨於三《传》之中多主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，而深排《公羊》。於何休《解诂》，斥之尤力。考三《传》之中，事迹莫备於《左氏》，义理莫精於《穀梁》。惟《公羊》杂出众师，时多偏驳。何休《解诂》，牵合谶纬，穿凿尤多。大圭所论，於三家得失，实属不诬。视诸家之弃《传》谈《经》，固迥然有别。所著五《论》，一曰《论夫子作春秋》，二曰《辨日月褒贬之例》，三曰《特笔》，四曰《论三传所长所短》，五曰《世变》。程端学尝称五《论》明白正大，而所引《春秋》事，时与《经》意不合。今考《或问》之中，与《经》意亦颇有出入，大概长於持论而短於考实。然大圭后於德祐初由兴化迁知漳州，未行而元兵至。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，大圭抗节遇害。其立身本末，皎然千古，可谓深知《春秋》之义。其书所谓明分义，正名实，著几微，为圣人之特笔者，侃侃推论，大义凛然，足以维纲常而卫名教，又不能以章句之学锱铢绳之矣。
△《春秋详说》三十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宋家铉翁撰。铉翁号则堂，以荫补官。后赐进士出身，官至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事迹具《宋史》本传。是书末有龚璛《跋》曰：“至元丙子宋亡，以则堂先生归，置诸瀛州者十年，成此书。自瀛寄宣，托於其友潘公从大藏之。”
今考《宋史》本传，称铉翁在河间，以《春秋》教授弟子。河间即瀛州也。又铉翁《则堂集》中有为其弟所作《志堂说》，称：“余自燕以来瀛，卒《春秋》旧业，成《集传》三十卷。”篇末题“甲申正望”。甲申为至元二十一年，上距宋亡凡十年。与璛《跋》十年之说合。下距元贞元年赐号放归复十年。与璛《跋》成书於瀛之说亦合。惟铉翁自称《集传》，而此曰《详说》，或后又改名欤？其说以《春秋》主乎垂法，不主乎记事。其或详或略，或书或不书，大率皆抑扬予夺之所系。要当探得圣人心法所寓，然后参稽众说而求其是。故其论平正通达，非孙复、胡安国诸人务为刻酷者所能及。其在河间作《假馆诗》云：“平生著书苦不多，可传者见之《春秋》与《周易》。”盖亦确然自信者。今惟此书存，其《周易》则不可考矣。
△《读春秋编》十二卷（内府藏本）
宋陈深撰。深字子微，平江人。尝题所居曰清全斋，因以为号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引卢熊《苏州志》，称深生於宋。宋亡，笃志古学，闭门著书。天历间奎章阁臣以能书荐，潜匿不出。考郑玄祐《侨吴集》有深次子植《墓志》。据其所称，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，年七十。则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。又自称长於植一年，少於深三十馀年。则深之生当在开庆、景定间。宋亡之时，仅及弱冠，故至天历间尚存也。所著有《读易编》、《读诗编》，今并未见。惟此书仅存。其说大抵以胡氏为宗，而兼采《左氏》。盖左氏身为鲁史，言必有据，非公羊、穀梁传闻疑似者比。自宋人喜以空言说《春秋》，遂并其事实而疑之，几於束诸高阁。
深所推阐，虽别无新异之见，而独能考据事实，不为虚憍恃气、废《传》求《经》之高论。可谓笃实君子，未可以平近忽之矣。
卷二十八经部二十八
○春秋类三△《春秋提纲》十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旧本题“铁山先生陈则通撰”。不著爵里，亦不著时代。其始末未详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列之刘庄孙后、王申子前，然则元人也。是书综论《春秋》大旨，分门凡四：曰《征伐》，曰《朝聘》，曰《盟会》，曰《杂例》。每门中又区分其事，以类相从，题之曰《例》。然大抵参校其事之始终，而考究其成败得失之由。虽名曰《例》，实非如他家之说《春秋》以书法为例者。故其言闳肆纵横，纯为史论之体，盖说经家之别成一格者也。其《杂例》门中论《春秋》为用夏正，犹坚守胡安国之说。然安国解文公十四年“有星孛于北斗”，解昭公十七年“有星孛于大辰”，全袭董仲舒、刘向之义。则通《灾异例》中独深排汉儒事应之谬，则所见固胜於安国矣。
△《春秋集传释义大成》十二卷（内府藏本）
元俞皋撰。皋字心远，新安人。初，其乡人赵良钧，宋末进士及第，授修职郎、广德军教授。宋亡不仕，以《春秋》教授乡里。皋从良钧受学，因以所传著是书。《经》文之下，备列三《传》。其胡安国《传》亦与同列。吴澄《序》谓兼列胡氏以从时尚，而四《传》之名亦权舆於澄《序》中。胡《传》日尊，此其渐也。然皋虽以四《传》并列，而於胡《传》之过偏过激者实多所匡正。澄《序》所谓“玩《经》下之释，则四《传》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，可谓专门而通者”，固亦持平之论矣。观皋《自序》，称所定十六例，悉以程子《传》为宗。又引程子所谓微词隐义，时措时宜，於义不同而辞同、事同而辞不同者，反覆申明不可例拘之意。又称学者宜熟玩程《传》均无一字及安国。盖其师之学本出於程子，特以程《传》未有成书，而胡《传》，方为当代所传习，故取与三《传》并论之。
统核全书，其大旨可以概见，固未尝如明代诸人竟尊《胡传》为经也。
△《春秋纂言》十二卷、《总例》一卷（两淮盐政采进本）
元吴澄撰。澄有《易纂言》，已著录。是书采摭诸家传注，而间以己意论断之。首为《总例》，凡分七纲、八十一目，其天道、人纪二例，澄所创作。馀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例，则与宋张大亨《春秋五礼例宗》互相出入，似乎蹈袭。然澄非蹈袭人书者，盖澄之学派，兼出於金谿、新安之间，而大亨之学派，则出於苏氏。澄殆以门户不同，未观其书，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。然其缕析条分，则较大亨为密矣。至於《经》文行款多所割裂，而《经》之阙文亦皆补以方空，於体例殊为未协。盖澄於诸经率皆有所点窜，不独《春秋》为然。读是书者取其长而置其所短可也。明嘉靖中，嘉兴府知府蒋若愚尝为鋟木，湛若水序之。岁久散佚，世罕传本。王士祯《居易录》自云“未见其书”，又云“朱检讨曾见之吴郡陆医其清家。”是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之注“存”，亦仅一睹。此本为两淮所采进，殆即传写陆氏本欤？久微而著，固亦可宝之笈矣。
△《春秋诸国统纪》六卷、目录一卷（浙江吴玉墀家藏本）
元齐履谦撰。履谦字伯恒，大名人。官至太史院使。事迹具《元史》本传。
此书乃其延祐丁巳为国子司业时所作。前有《自序》，谓今之《春秋》，盖圣人合二十国史记为之。自三《传》专言褒贬，於诸国分合与《春秋》所以为《春秋》，概未之及。故叙类此书，以备诸家之阙。凡二十有二篇，首鲁、次周、次宋、次齐、次晋、次卫、次蔡、次陈、次郑、次曹、次秦、次薛、次杞、次滕、次莒、次邾、次许、次宿、次楚、次吴。自内鲁尊周外，各以五等之爵为次。其入春秋后降爵者，则随所降之爵列之，而楚、吴以僣王殿焉。《目录》谓此皆国史具在，圣人据以作《春秋》者。又以诸小国、诸亡国釐为二篇，附录於末。《目录》谓此无国史，因二十国事所及而载者。皆先於各国下列叙大势与其排比之意，题曰《某国春秋统纪》。盖据《墨子》有百国《春秋》、徐彦《公羊疏》有孔子求《周史记》得百二十国宝书之文，故不主因鲁史从赴告之义也。案《春秋》如不据鲁史，不应以十二公纪年。如不从赴告，不应僖公以后晋事最详，僖公以前晋乃不载一事。此盖掇拾杂说，不考正经。且鲁史不纪周年，内鲁可也。履谦分国编次而鲁第一、周第二，不曰王人虽微加於诸侯之上乎？况天王也？至於隐公八年葬蔡宣公，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，并《经》有明文。履谦漏此二条，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，谓诸国皆僣称公，惟蔡仍旧章。反引《左传》为证，殊为疏舛。
又《经》书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，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，其事更无疑义。
《穀梁》“传疑故志之”之说，已为不核事实。履谦乃竟以庄公为齐侯之子，尤为乖谬。以其排比《经》文，颇易寻览，所论亦时有可采，故录存之。吴澄《序》称其缕数旁通，务合书法。间或求之太过，要之不苟为言。盖瑕瑜不掩，澄已有微辞矣。
△《春秋本义》三十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元程端学撰。端学字时叔，号积斋，庆元人。至治元年举进士第二，官国子助教，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事迹附载《元史儒学传韩性传》中。是书乃其在国学时所作。所采自三《传》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，卷首具列其目。《宁波府志》及《千顷堂书目》均称所采一百三十家，未喻其故也。首为《通论》一篇、《问答》一篇、《纲领》一篇。其下依《经》附说，类次群言，间亦缀以案语。
《左传》事迹，即参错於众说之中，体例颇为糅杂。其大旨仍主常事不书，有贬无褒之义。故所徵引，大抵孙复以后之说。往往缴绕支离，横加推衍，事事求其所以贬。如《经》书“纪履緰来逆女”、“伯姬归于纪”，此自直书其事，旧无褒贬。端学必谓履緰非命卿，纪不当使来迎，鲁亦不当听其迎。夫履緰为命卿，固无明文。其非命卿，又有何据乎？纪叔姬之归酅，旧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，归於夫族。端学必以为当归鲁而不当归酅，斯已刻矣，乃复诬以失节於纪季。此又何所据乎？至於宋儒之驳《左传》，不过摘其与《经》相戾，如《经》曰：“楚子麇卒”，而《传》曰“遇弑”之类耳。端学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，则天下无可据之古书矣，以其尚颇能纠正胡《传》，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，其书佚者十之九，此书犹略见其梗概，姑录之以备参考焉。
△《春秋或问》十卷（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）
元程端学撰。端学既辑《春秋本义》，复历举诸说得失以明去取之意，因成此书。盖与《本义》相辅而行者也。其中最纰缪者，莫过於坚执周用夏正一条。
反覆引譬，至於一万馀言，无一不郢书燕说。甚至於隐公元年不书即位，亦谓即位当在前年十一月，故正月不书，以为改正不改月之证。其陋殆不足与辨。然其他论说，乃转胜所作之《本义》。盖《本义》由误从孙复之说，根柢先乖，故每事必穿凿其文，务求圣人所以贬。即本条无可讥弹，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当其罪，遂至於支离轇轕，多与《经》义相违。此书则历举诸家，各加抨击。
虽过疑三《传》，未免乖方。至於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、附会牵合之论，转能一举而摧陷之。然则《本义》之失，失於芟除纠结之后又自生纠结耳。若此书所辨订，则未尝尽不中理也。弃短取长，固亦未可竟废焉。
△《春秋三传辨疑》二十卷（永乐大典本）
元程端学撰。是书以攻驳三《传》为主。凡端学以为可疑者，皆摘录《经》文、《传》文而疏辨於下。大抵先存一必欲废《传》之心，而百计以求其瑕颣。
求之不得，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。盖不信三《传》之说创於啖助、赵匡（案韩愈《赠卢仝》诗，有“《春秋》三《传》束高阁，独抱遗经究终始”之句，仝与啖、赵同时，盖亦宗二家之说者。以所作《春秋摘微》已佚，故今据现存之书惟称啖、赵），其后析为三派。孙复《尊王发微》以下，弃《传》而不驳《传》者也；刘敞《春秋权衡》以下，驳三《传》之义例者也；叶梦得《春秋谳》以下，驳三《传》之典故者也。至於端学，乃兼三派而用之，且并以《左传》为伪撰。变本加厉，罔顾其安，至是而横流极矣。平心而论，左氏身为国史，记录最真。公羊、穀梁去圣人未远，见闻较近。必斥其一无可信，世宁复有可信之书？此真妄构虚辞，深诬先哲。至於褒贬之义例，则左氏所见原疏。公、穀两家书由口授，经师附益，不免私增，诚不及后来之精密。端学此书，於研求书法，纠正是非，亦千虑不无一得，固未可恶其刚愎，遂概屏其说也。《通志堂经解》所刊，有《本义》，有《或问》，而不及此书。据纳喇性德之《序》，盖以残阙而置之。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，第一卷蠹蚀最甚，有每行惟存数字者，然第二卷以下则尚皆完整。
今以《永乐大典》所载校补其文，遂复为全帙。吴本於《左氏》所载诸轶事，每条之下俱注“非本义，不录”字。疑为端学定稿之时加以签题，俾从删削，而缮写者仍误存之也。以原本如是，今亦姑仍其旧焉。
△《春秋谳义》九卷（浙江汪启淑家藏本）
元王元杰撰。元杰字子英，吴江人。至正间领乡荐。以兵兴不仕，教授乡里以终。昔程子作《春秋传》未成，朱子之论《春秋》亦无专书。元杰乃辑其绪言，分缀《经》文之下，复删掇胡安国《传》以尽其意。安国之书在朱子前，而其说皆列朱子后。欲别所尊，故不以时代拘也。其间如隐公四年“州吁”条下，备录朱子《邶风击鼓篇传》，於《春秋》书法无关，亦以意所推崇，一字不欲芟削耳。三家之末，元杰以己意推阐，别标曰《谳》，如桓公四年“纪侯大去”条下，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，意主责纪不责齐。元杰之《谳》则委曲恕纪，不从程子之说。而全书之内，於朱子无一异辞，其宗旨概可见矣。恭读御题诗注，以程朱之重佁目之，允足破乡曲竖儒守一先生之锢见。又其书袭叶梦得之谬，以“谳”为名，亦经御题严辟，尤足以戒刻深锻炼以法家说《春秋》者。以其谨守旧文，尚差胜无师瞽说，故仍录存之，而敬述圣训，明正其失如右。原书十二卷，久无刊本。今诸家所藏皆佚脱其后三卷，无从校补，亦姑仍之焉。
△《春秋诸传会通》二十四卷（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）
元李廉撰。廉字行简，庐陵人。明杨士奇《东里集》云“廉於至正壬午以《春秋》举於乡，擢陈祖仁榜进士。官至信丰令。遇寇乱，守节死。时南北道梗，未及旌褒。明初修《元史》时，故交无在当路者，有司又不知采录以闻，故史竟遗之。”则廉实忠义之士，非以空言说《经》者矣。此书以诸家之说薈萃成编。
《自序》谓：“先《左氏》，事之案也。次《公》、《穀》，传《经》之始也。
次三《传》，注专门也。次疏义，释所疑也。总之以胡氏，贵乎断也。陈、张并列，择其长也。又备采诸儒成说及他传记略加疏剔，於异同是非始末之际，每究心焉。”然是编虽以胡氏为主，而驳正殊多。又参考诸家，并能掇其长义。一事之疑，一辞之异，皆贯串全经以折衷之。如谓仲子非嫡，隐公不得谓之摄；齐桓之霸基於僖、襄；三桓之盛兆於鲁僖；不书吴败越夫椒，责其不能复雠；书葬昭公，罪鲁不以季氏为逆；书葬刘文公，罪畿内诸侯之僣；书筑蛇渊囿，责定公受女乐而荒：持论俱明白正大。《总论》百馀条，权衡事理，尤得比事属辞之旨。
故，钦定《春秋传说汇纂》多采录焉。廉《自序》题“至正九年己丑”，又称：“读《经》三十年，窃第南归，叨录剧司，乃成是书。”考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。盖廉於乡举之岁即登进士第，而通籍颇晚。闭户著书，故得潜心古义，不同於科举之学也。
△《春秋经传阙疑》四十五卷（浙江鲍士恭家藏本）
元郑玉撰。玉事迹详《元史忠义传》。其体例以《经》为纲，以《传》为目。叙事则专主《左氏》，而附以《公》、《穀》。立论则先以《公》、《穀》，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。《经》有残阙则考诸《传》以补其遗。《传》有舛误，则稽於《经》以证其谬。大抵平心静气，得圣人之意者为多。所著《师山集》中有《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》，至被执就死之时，惟惓惓以此书为念，盖其平生精力所注也。其《序》谓：“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，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。盖《春秋》有鲁史之旧文，有圣人之特笔。不可字求其义，如酷吏之刑书；亦不可谓全无其义，如史官之实录。”又曰：“圣人之《经》，词简义奥，固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所以。岁月既久，残阙滋多，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？与其通所不可通，以取讥於当世，孰若阙其所当阙，以俟知於后人。”其论皆洞达光明，深得解《经》之要。故开卷周正、夏正一事，虽其理易明，而意有所疑，即阙而不讲，慎之至也。昔程端学作《春秋本义》等三书，至正中官为刊行，而曰久论定，人终重玉此书。岂非以玉之著书主於明《经》以立教，端学之著书主於诋《传》以邀名，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？玉字子美，歙县人。元末除翰林待制，以疾辞。明兵入徽州，守将迫之降，玉不屈死。与宋吕大圭及同时李廉均可谓能明大义，不愧於治《春秋》矣。明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乃谓玉既不受元爵，自当仕明，谓之当生而不生。其说殊谬。伯夷、叔齐岂尝受殷爵哉？瑛所云云，所谓小人好议论，不乐成人之美者也。
△《春秋集传》十五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元赵汸撰。汸有《周易文诠》，已著录。是书有汸《自序》及其门人倪尚谊《后序》。尚谊称是书初藁始於至正戊子。一再删削，迄丁酉成编。既而复著《属辞》，义精例密。乃知《集传》初稾，更须讨论。而《序》文中所列史法经义，犹有未至。岁在戊寅，重著是《传》。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，乃疾疢难厄，阁笔未续。至洪武己酉，遂卒。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，尚谊据《属辞》义例续之。《序》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、笔削之义八者，亦尚谊更定，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。则此书实成於尚谊之手。然义例一本於汸，犹汸书也。
汸《自序》曰：“学者必知策书之例，然后笔削之义可求。笔削之义既明，则凡以虚辞说经者皆不攻而自破。”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。
△《春秋师说》三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元赵汸撰。汸常师九江黄泽。其初一再登门，得《六经疑义》十馀条以归。已复往留二载，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《春秋》之要。故题曰《师说》，明不忘所自也。汸作《左传补注序》曰：“黄先生论《春秋》学以左丘明、杜元凯为主。”又作泽《行状》，述泽之言曰：“说《春秋》须先识圣人之气象，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。”又称：“尝考古今礼俗之不同，为文十馀通，以见虚辞说《经》之无益。”盖其学有原本，而其论则持以和平，多深得圣人之旨。汸本其意，类为十一篇。其门人金居敬又集泽《思古十吟》，与吴澄二《序》及《行状》附录於后。《行状》载泽说《春秋》之书，有《元年春王正月辨》、《笔削本旨》、《诸侯取女立子通考》、《鲁隐不书即位义》、《殷周诸侯禘祫考》、《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》、《作丘甲辨》、《春秋指要》。盖即所谓为文十馀通者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又载有《三传义例考》。今皆不传。惟赖汸此书，尚可识黄氏之宗旨。是亦读孙觉之书，得见胡瑗之义者矣。
△《春秋属辞》十五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元赵汸撰。汸於《春秋》用力至深。至正丁酉，既定《集传》初稿。又因《礼记经解》之语，悟《春秋》之义在於比事属辞，因复推笔削之旨，定著此书。其为例凡八：一曰存策书之大体，二曰假笔削以行权，三曰变文以示义，四曰辨名实之际，五曰谨内外之辨，六曰特笔以正名，七曰因日月以明类，八曰辞从主人。其说以杜预《释例》、陈傅良《后传》为本，而亦多所补正。汸《东山集》有《与朱枫林书》曰：“谓《春秋》随事笔削，决无凡例，前辈言此亦多，至丹阳洪氏之说出，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。其言曰：《春秋》本无例，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。犹天本无度，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。此论甚当。至黄先生则谓鲁史有例，圣《经》无例。非无例也，以义为例，隐而不彰。则又精矣。
今汸所纂述，却是比事属辞法。其间异同详略，触事贯通，自成义例，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。然后知以例说《经》，固不足以知圣人，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，亦不足以言《春秋》也。是故但以《属辞》名书。”又有《与赵伯友书》曰：“承笔削《行状》，作《黄先生传》，特奉纳《师说》一部、《属辞》一部。尊兄既熟《行状》，又观《师说》，则於六经复古之学，艰苦之由，已得大概。然后细看《属辞》一过，乃知区区抱此二十馀年，非得已不已，强自附於传注家，以徼名当世之谓也。其书参互错综，若未易观。然其入处只是属辞比事法，无一义出於杜撰”云云。其论义例颇确，其自命亦甚高。今观其书，删除繁琐，区以八门，较诸家为有绪。而目多者失之纠纷，目少者失之强配，其病亦略相等。至日月一例，不出《公》、《穀》之窠臼，尤嫌缴绕，故仍为卓尔康所讥（语见尔康《春秋辨义》），盖言之易而为之难也。顾其书淹通贯穿，据《传》求《经》，多由考证得之，终不似他家之臆说。故附会穿凿虽不能尽免，而宏纲大旨则可取者为多。前有宋濂《序》，所论《春秋》五变，均切中枵腹游谈之病。今并录之，俾凭臆说经者知情状不可掩焉。
△《春秋左氏传补注》十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元赵汸撰。汸尊黄泽之说，《春秋》以《左氏传》为主，注则宗杜预。
《左》有所不及者，以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《传》通之。杜所不及者，以陈傅良《左传章旨》通之。是书即采傅良之说，以补《左传集解》所未及。其大旨为杜偏於《左》，傅良偏於《穀梁》。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，用《公》、《穀》之是以救《左传》之非，则两者兼得。笔削义例，触类贯通；传注得失，辨释悉当。不独有补於杜解，为功於《左传》，即圣人不言之旨，亦灼然可见。盖亦春秋家持平之论也。至杜预《释例》，自孔颖达散入《疏》文，久无单行之本。
《永乐大典》所采录，得见者亦稀。陈傅良之《章旨》，世尤罕睹。汸所采录，略存梗概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。
△《春秋金锁匙》一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元赵汸撰。其书撮举圣人之特笔与《春秋》之大例，以事之相类者，互相推勘，考究其异同，而申明其正变。盖合比事属辞而一之。大旨以春秋之初，主於抑诸侯。春秋之末，主於抑大夫。中间齐晋主盟，则视其尊王与否而进退之。
其中如谓圣人贬杞之爵，降侯为子；与毛伯锡命称天王、称锡为以君与臣之词；召伯赐命称天子、称赐为彼此相与之词。虽尚沿旧说之陋，而发挥书法，条理秩然。程子所谓“大义数十，炳如日星”者，亦庶几近之矣。考宋沈棐尝有《春秋比事》一书，与此书大旨相近。疑汸未见其本，故有此作。然二书体例各殊，沈详而尽，赵简而明，固不妨於并行也。
△《春秋胡传附录纂疏》三十卷（浙江吴玉墀家藏本）
元汪克宽撰。克宽有《礼经补逸》，已著录。是书前有克宽《自序》，称“详注诸国纪年谥号，可究事实之悉；备列《经》文同异，可求圣笔之真。益以诸家之说，而裨胡氏之阙疑；附以辨疑权衡，而知三《传》之得失。”然其大旨，终以胡《传》为宗。考《元史选举志》，延祐二年定经义、经疑取士条格，《春秋》用三《传》及胡安国《传》。虞集《序》中亦及其事。盖兼为科举而设。
吴澄《序》俞皋《春秋释义》所谓以胡《传》从时尚者也。陈霆《两山墨谈》讥其以鲁之郊祀为夏正，复以鲁之烝尝为周正，是亦迁就胡《传》，不免骑墙之一证。然能於胡《传》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，如《注》有《疏》。於一家之学，亦可云详尽矣。明永乐中，胡广等修《春秋大全》，其《凡例》云：“纪年依汪氏《纂疏》，地名依李氏《会通》，《经》文以胡氏为据，例依林氏。”其实乃全剿克宽此书。原本具在，可以一一互勘也。
△《春王正月考》二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明张以宁撰。以宁字志道，古田人。元泰定丁卯进士，官至翰林侍讲学士。
入明仍故官。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王，还，卒於道。事迹具《明史文苑传》。
史称以宁以《春秋》致高第，故所学尤专《春秋》，多所自得。撰《胡传辨疑》最辨博，惟《春王正月考》未就。寓安南逾半岁，始卒业。今《胡传辨疑》已佚，惟此书存。考三正叠更，时月并改。《经》书正月系之於王，则为周正不待辨。
正月、正岁二名载於《周礼》。两正并用，皆王制也。左氏发《传》，特曰“王周正月”，则正月建子，亦无疑。自汉以来，亦无异议。至唐刘知几《史通》，始以《春秋》为夏正，世无信其说者。自程子泥於“行夏之时”一言，盛名之下，羽翼者众。胡安国遂实以夏时冠周月之说。程端学作《春秋或问》，遂坚持门户。
以梅赜伪书为据，而支离蔓引以证之，愈辨而愈滋颠倒。夫《左氏》失之诬，其间偶尔失真，或亦间有。至於本朝正朔，则妇人孺子皆知之，不应《左氏》误记。
即如程子之说，以左氏为秦人，亦不应距周末仅数十年，即不知前代正朔也。异说纷纷，殆不可解。以宁独徵引五经，参以《史》、《汉》，著为一书，决数百载之疑案，可谓卓识。至於当时帝王之后，许用先代正朔，故宋用商正，见於长葛之《传》。诸侯之国，亦或用夏正。故《传》载晋事，与《经》皆有两月之差。
古书所记，时有参互。后儒执为论端者，盖由於此。以宁尚未及抉其本原。又《伊训》、《泰誓》诸篇皆出古文，本不足据。以宁尚未及明其伪托。而《周礼》正岁、正月之兼用，仅载郑《注》数语，亦未分析畅言之，以祛疑似。於辨证尚为未密。然大纲既得，则细目之少疏，亦不足以病矣。
△《春秋钩玄》四卷（浙江吴玉墀家藏本）
明石光霁撰。光霁字仲濂，泰州人。张以宁之弟子也。洪武十三年以荐为国子监学正，擢《春秋》博士。《明史文苑传》附载《张以宁传》中。史称“元故官来京者，危素及以宁，名尤重。素长於史，以宁长於经。素宋元史稿俱失传，而以宁《春秋》学遂行。门人石光霁作《春秋钩玄》”云云，则此书犹以宁之传也。大旨本张大亨、吴澄之意，以《春秋》书法分属五礼。凡失礼者则书之以示褒贬。因考《周礼》经注，详录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条目。其有五礼不能尽括者，如年月日时、名称爵号之类，则别为杂书法以冠於首。每条书法之下，采集诸《传》之词，以切要者为纲，发挥其义者为目。大概以《左传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、胡氏、张氏为主。义有未备者，亦间采啖、赵诸儒之说，而总以己意折衷之。其所称张氏，即以宁也。史称以宁长于《春秋》，著有《春秋胡传辨疑》及《春王正月考》。今《辨疑》已佚，赖光霁能传其说。是编所引以宁之言为最多，尚可见其梗概。前有序文一篇，无撰人名氏。言“啖、赵之《纂例》，详於《经》而略於《传》。《纂疏》、《会通》之书，备於《传》而略於《经》。兹能损益其所未备。”其称许颇当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作四卷。此本不分卷数，疑传写者所合并。今从彝尊之说，仍析为四卷著录焉。
△《春秋大全》七十卷（内府藏本）
明永乐中胡广等奉敕撰。考宋胡安国《春秋传》，高宗时虽经奏进，而当时命题取士，实兼用三《传》。《礼部韵略》之后所附条例可考也。《元史选举志》载延祐科举新制，始以《春秋》用胡安国《传》定为功令。汪克宽作《春秋纂疏》，一以安国为主，盖遵当代之法耳。广等之作是编，即因克宽之书，稍为点窜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引吴任臣之言曰“永乐中敕修《春秋大全》，纂修官四十二人。其《发凡》云：纪年依汪氏《纂疏》，地名依李氏《会通》，《经》文以胡氏为据，例依林氏。实则全袭《纂疏》成书。虽奉敕纂修，实未纂修也。朝廷可罔，月给可糜，赐予可邀，天下后世讵可欺乎”云云，於广等之败阙，可谓发其覆矣。其书所采诸说，惟凭胡氏定去取，而不复考论是非。有明二百馀年，虽以《经》文命题，实以《传》文立义。至於元代合题之制，尚考《经》文之异同。明代则割《传》中一字一句，牵连比附，亦谓之“合题”。使《春秋》大义日就榛芜，皆广等导其波也。迨我圣祖仁皇帝钦定《春秋传说汇纂》，於胡《传》谿刻不情、迂阔鲜当之论，始一一驳正，颁布学宫。我皇上又刊除场屋合题之例，以杜穿凿。笔削微旨，乃灼然复著於天下。广等旧本，原可覆瓿置之。然一朝取士之制，既不可不存以备考；且必睹荒途之蒙翳，而后见芟芜除秽之功；必经歧径之迷惑，而后知置邮树表之力。存此一编，俾学者互相参证，益以见前代学术之陋，而圣朝经训之明也。
△《春秋经传辨疑》一卷（内府藏本）
明童品撰。品字廷式，号慎斋，兰溪人。弘治丙辰进士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称其官至兵部员外郎。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则称其登第后为兵部主事，仅两考，引年致仕。家居十九年，以读书丧明而卒。其学问行谊，不后於章懋，而以有传有不传为惜。所述本末甚详，知《经义考》以传闻误也。是书前有《自序》，题“成化戊戌冬十一月”。末又有弘治壬戌二月《跋》，云“是岁品以儒学生教授於陆生震汝亨之家，成此一帙，距今二十五年”云云。考国桢所纪品以成化丙午始举於乡，是书之成在前八年，故自称曰儒学生。其登第在弘治丙辰，下距壬戌七年，正仅满两考之岁。盖《序》作於未第时，《跋》作於致仕后也。《春秋》三《传》，《左氏》采诸国史，《公》、《穀》授自经师。草野传闻自不及简策之记载，其义易明。是编论《左氏》所载事迹凡九十三条，於三《传》异同者，大抵多主《左氏》而驳《公》、《穀》，盖由於此。然於宋师围曹，则疑《左氏》所载不甚明晓；於华元出奔晋一条，亦有疑於《左氏》：则亦非坚持门户，偏党一家者也。刻本久佚，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注云“未见”。此盖传钞旧本，幸未佚亡者，固宜亟录而存之矣。
△《春秋正传》三十七卷（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）
明湛若水撰。若水有《二礼经传测》，已著录。此书大旨以《春秋》本鲁史之文，不可强立义例，以臆说汨之。惟当考之於事，求之於心，事得而后圣人之心、《春秋》之义皆可得。因取诸家之说厘正之。其曰“正传”者，谓正诸《传》之谬也。其体例先引三《传》，次列诸儒之言而以己意为之折衷，颇与刘敞《权衡》相近。中间如论隐公不书即位，则谓以不报故不书，乃史之文，非夫子之所削。论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，则谓若以称爵称人有褒贬，则人卫可矣，人蔡何为？其不人宋又何为？决非圣人之义。其论卫人立晋，则谓卫人者，他国称之之词，诸说皆不足泥。其论滕侯卒，则谓诸侯宜薨而书卒，或葬或不葬，皆鲁史之旧，圣人无所加损。论宋公、卫侯遇于垂，则谓史因报而书之，圣人因史而存之。前后议论，率本此意。《春秋》治乱世之书，谓圣人必无特笔於其间，亦不免矫枉过正。然比事属辞，《春秋》之教。若水能举向来穿凿破碎之例，一扫空之，而核诸实事以求其旨，犹说经家之谨严不支者矣。
△《左传附注》五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
明陆粲撰。粲字子馀，长洲人。嘉靖丙戌进士，官至工科给事中。以劾张璁、桂萼谪都镇驿驿丞，终於永新县知县。事迹具《明史》本传。是编前三卷驳正杜预之《注》义，第二卷驳正孔颖达之《疏》文，第五卷驳正陆德明《左传释文》之音义。多旁采诸家之论，亦间断以己意，於训诂家颇为有裨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，於《驳正左传注》后附书曰：“凡邵、陆、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录。”邵者邵宝《左传觿》；傅者，傅逊《左传属事》；陆即粲也。盖炎武亦甚重此书矣。粲又有《春秋左传镌》二卷，大意以《左传》为战国人作，而刘歆又以意附益，故往往卑贱不中道，或为奇言怪说，骛於末流。考粲以《左传》为出战国，盖因程子谓腊为秦礼，庶长为秦官，已为胶固。其以窜乱归之刘歆，盖因林栗谓《左传》凡言“君子曰”是刘歆之词，尤无佐证。未免务为高论，仍蹈明人臆揣之习，所谓画蛇添足者也。故惟录此编，而《左传镌》则别存其目焉。
△《春秋胡氏传辨疑》二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
明陆粲撰。前有《自序》，谓胡氏说《经》，或失於过求，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，故著此以辨论之。大旨主於信《经》而不信例。其言曰：“不以正大之情观《春秋》，而曲生意义，将焉所不至矣。”又曰：“昔之君子有言：《春秋》无达例。如以例言，则有时而穷。惟其有时而穷，故求其说而不得，从而为之辞。”又曰：“《春秋》褒善贬恶，不易之法。今用此说以诛人，又忽用此说以赏人，使后世求之而莫识其意，是直舞文吏所为，而谓圣人为之乎？”其抉摘说《经》之弊，皆洞中症结。其例皆先列胡《传》於前，而以己说纠正於后。如以《春秋》始於隐公，独取欧阳氏之说，以为远而难明者不修，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说。於“纪履緰来逆女”，以为为齐侯灭纪葬伯姬书，而不取胡氏逆女必亲、使大夫非正之说。於“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”，以为声姜、敬嬴、穆姜皆称妇，以文、宣、成皆有母称妇，以别於君母，而不取胡氏贬称妇以见恶之说。於“齐人来归郓、讙、龟阴田”，以为鲁及齐平而归田，不必以夹谷之会悉归功於孔子，三《传》、《家语》及《史记》皆未足据，而不取胡氏所称摄相却齐兵之说。如此者凡六十馀条，大抵明白正大，足以破繁文曲说之弊。自元延祐二年立胡《传》於学官，明永乐纂修《大全》，沿而不改。世儒遂相沿墨守，莫敢异同。
惟粲及袁仁始显攻其失。其后若俞汝言、焦袁熹、张自超等，踵加论辨，乃推阐无馀。虽卷帙不多，其有功於《春秋》固不鲜也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作四卷，注云“未见”。此本只上、下二卷，实无所阙佚。殆彝尊考之未审欤？△《春秋明志录》十二卷（浙江吴玉墀家藏本）
明熊过撰。过有《周易象指决录》，已著录。其注《周易》，颇不主先儒旧说。此书亦多自出新意，辨驳前人。於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及胡安国《传》俱有所纠正，而攻《左传》者尤甚。如以邢迁于夷仪为邢自迁，非桓公迁之；以城楚丘为鲁备戎而城，非桓公城以封卫；以晋人执虞公为存於其国，制之使不得他去，而非执以归；以甯母之会辞子华为不实；以洮盟谋王室为诬说；以用鄫子为出自邾人，非宋公之命；以晋怀公为卓子之谥，文公未尝杀子圉；以赵盾并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；以卫石恶为孙氏党，非甯氏党；以楚杀庆封非以罪讨，无负斧钺徇军事：俱不免凿空立说。又如以郭公为鸟名，谓如螟蜮之类，书以纪异；以梁亡为鲁大夫会盟所闻，归而言之，不由赴告，故不著其亡之由：亦多出於臆断。
大抵务黜三《传》，如程端学。端学不过疑《传》，过乃至意造事迹，其弊更甚於端学。然端学多缴绕拘牵，格格然不能自达。过则断制分明，纰缪者极其纰缪，平允者亦极其平允。卓尔康《春秋辨义》谓其颇出新裁，时多微中，亦《春秋》之警策者。语固不诬。故今纠其废《传》之失以彰炯戒，而仍不没其所长焉。
△《春秋正旨》一卷（安徽巡抚采进本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