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43/183）-清-永瑢

（本文为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第 43/183 部分）

馀如黄初五经课试之法，王昶考课五事之目，司马芝复钱之议，王肃秘书监之表，王象、缪袭之撰《皇览》，引《正义》辨郑玄解稽古同天之讹，引《后汉书注》证宗贼之义，引《风俗通》证周生为复姓，引《困学纪闻》证况长宁为蜀人，亦皆足以资考证。故书虽芜杂，而亦未可竟废焉。
末附《诸史然疑》一卷，亦世骏所撰，皆纠史文之疏漏。凡《后汉书》十四条、《三国志》六条、《晋书》三条、《宋书》三条、《魏书》八条、《北史》六条、《陈书》三条，盖后人抄其遗稿，录之成帙。其中引《史通》一条，云：“习凿齿以刘为伪国者，盖定邪正之途，明顺逆之理尔。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，故撰此书，欲以绝彼瞻乌，防兹逐鹿。审若所言，则凿齿似未尝尊蜀者。”
案：此条见《史通探赜篇》。核其上下文义，盖传写《史通》者误於“以刘”二字之上脱一“不”字。其《称谓篇》中自注有曰：“习氏《汉晋春秋》以蜀为正统，其叙事皆谓蜀先主为昭烈帝。”本书之内，证佐甚明。近时浦起龙刻《史通》，以此句文义违背，改刘为魏，犹无大害。世骏竟据误本，遽发创论，殊失之不考。牛继马后一条，责《晋书》不当袭旧史。全因《史通》之说，亦不免剿袭。至於三老五更一条，据《杨赐》、《伏恭》、《周泽》三传补杜佑《通典》之阙，则蔓延於本书之外，於《后汉书》绝不相关。亦为自乱其例。然大致订讹考异，所得为多，於史学不为无补。以篇页无多，附载《三国志补注》之后。今亦并录存之，以资参订云。
△《晋书》一百三十卷（内府刊本）
唐房乔等奉敕撰。
刘知几《史通外篇》谓贞观中诏，前后《晋史》十八家，未能尽善，敕史官更加纂撰。自是，言《晋史》者皆弃其旧本，竞从新撰。然唐人如李善注《文选》，徐坚编《初学记》，白居易编《六帖》，於王隐、虞预、朱凤、何法盛、谢灵运、臧荣绪、沈约之书，与夫徐广、干宝、邓粲、王韶、曹嘉之、刘谦之之纪，孙盛之《晋阳秋》、习凿齿之《汉晋阳秋》、檀道鸾之《续晋阳秋》，并见徵引。是旧本实未尝弃。毋乃书成之日即有不惬於众论者乎。考书中惟《陆机》、《王羲之》两传其论皆称“制曰”，盖出於太宗之御撰。夫典午一朝，政事之得失，人材之良楛，不知凡几，而九重掞藻，宣王言以彰特笔者，仅一工文之士衡，一善书之逸少。则全书宗旨，大概可知。其所褒贬，略实行而奖浮华。其所采择，忽正典而取小说。波靡不返，有自来矣。即如《文选注马汧督诔》引臧荣绪、王隐书，称马汧立功孤城，死於非罪，后加赠祭。而《晋书》不为立传，亦不附见於《周处》、《孟观》等传。又《太平御览》引王隐书云：“武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，问尚书郭彰。彰憎琦不附己，答以不识。
上曰：‘若如卿言，乌丸家儿能事卿，即堪郎也。’及赵王伦篡位，又欲用琦。
琦曰：‘我已为武帝吏，不能复为今世吏。终於家。’”琦盖始终亮节之士也。
而《晋书》亦削而不载。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，以资谈柄。取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，几於全部收入。是直稗官之体，安得目曰史传乎？黄朝英《缃素杂记》诋其引《世说》“和峤峨峨如千丈松，礧砢多节目”，既载入《和峤传》中，又以峤字相同，并载入《温峤传》中。颠倒舛迕，竟不及检，犹其枝叶之病，非其根本之病也。正史之中，惟此书及《宋史》后人纷纷改撰，其亦有由矣。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，考晋事者舍此无由，故历代存之不废耳。
《音义》三卷，唐何超撰，超字令升，自称东京人。杨齐宣为之序。其审音辨字，颇有发明，旧本所载，今仍附见於末焉。
△《宋书》一百卷（内府刊本）
梁沈约撰。约事迹具《梁书》本传。约表上其书，谓《本纪》、《列传》缮写已毕，合《志》、《表》七十卷。所撰诸志，须成续上。今此书有纪、志、传而无表。刘知几《史通》谓此书为《记》十、《志》三十、《列传》六十，合百卷，不言其有《表》。《隋书经籍志》亦作《宋书》一百卷，与今本卷数符合。
或唐以前其《表》早佚，今本卷帙出於后人所编次欤。以《志》序考之，称凡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。曰《律历》、曰《礼》、曰《乐》、曰《天文》、曰《五行》、曰《符瑞》、曰《州郡》、曰《百官》。是《律历》未尝分两门。今本总目，题“卷十一志第一志序，卷十二志第二历上，卷十三志第三历下”，而每卷细目，作“志第一律志序，志第二历上，志第三历下”。则出於后人编目，强为分割，非约原本之旧次，此其明证矣。八《志》之中，惟《符瑞》实为疣赘。《州郡》惟据《太康地志》及何承天、徐爰原本，於侨置创立，并省分析，多不详其年月，亦为疏略。至於《礼志》合郊祀、祭祀、朝会、舆服总为一门，以省支节。《乐志》详述八音众器及鼓吹铙歌诸乐章以存义训，如《铎舞曲》、《圣人制礼乐篇》，有声而词不可详者，每一句为一断，以存其节奏，义例尤善。若其追述前代，晁公武《读书志》虽以失於限断为讥。然班固《汉书》增载《地理》，上叙九州；创设《五行》，演明鸿范。推原溯本，事有前规。且魏、晋并皆短祚，宋承其后，历时未久，多所因仍。约详其沿革之由，未为大失，亦未可遽用纠弹也。观《徐爰传》述当时修史，议为桓玄等立传。约则谓桓玄、卢循等身为晋贼，非关后代；吴隐、谢混等义止前朝，不宜滥入；刘毅、何无忌等志在兴复，情非造宋，并为刊除，归之晋籍。其申明史例，又何尝不谨严乎？其书至北宋已多散失，《崇文总目》谓阙《赵伦之传》一卷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谓独阙《到彦之传》。今本卷四十六有《赵伦之王懿张邵传》，惟《彦之传》独阙，与陈振孙所见本同。卷后有《臣穆附记》，谓此卷体同《南史》，传末无论，疑非约书。其言良是。盖宋初已阙此一卷，后人杂取《高氏小史》及《南史》以补之，取盈卷帙。然《南史》有《到彦之传》，独舍而不取。又《张邵传》后附见其兄子畅，直用《南史》之文。而不知此书卷五十九已有《张畅传》，忘其重出。则补缀者之疏矣。“臣穆”当即郑穆，《宋史》有传，嘉祐中尝校勘《宋书》。其所考证，仅见此条。
盖重刊之时削除偶剩，亦足见明以来之刊本，随意窜改，多非古式云。
△《南齐书》五十九卷（内府刊本）
梁萧子显撰。子显事迹附载《梁书萧子恪传》。章俊卿《山堂考索引馆阁书目》云“《南齐书》本六十卷，今存五十九卷，亡其一”。刘知几《史通》、曾巩《叙录》则皆云八《纪》、十一《志》、四十《列传》，合为五十九卷，不言其有阙佚。然《梁书》及《南史》子显本传实俱作六十卷，则《馆阁书目》不为无据。考《南史》载子显《自序》，似是据其《叙传》之词。又晁公武《读书志》载其《进书表》云：“天文事秘，户口不知，不敢私载。”疑原书六十卷为子显《叙传》，末附以《表》，与李延寿《北史》例同。至唐已佚其《叙传》，而其《表》至宋犹存。今又并其《表》佚之，故较本传阙一卷也。又《史通序例篇》谓：“令升先觉，远述丘明；史例中兴，於是为盛。沈宋之志序、萧齐之序录，虽以序为名，其实例也。子显虽文伤蹇踬，而义甚优长，为序例之美者。”
今考此书，《良政》、《高逸》、《孝义》、《倖臣》诸传皆有《序》，而《文学传》独无《叙》。殆亦宋以后所残阙欤。齐高好用图谶，梁武崇尚释氏，故子显於《高帝纪》卷一引太乙九宫占，《祥瑞志》附会纬书，《高逸传》论推阐禅理。盖牵於时尚，未能厘正。又如《高帝纪》载王蕴之抚刀、袁粲之郊饮，连缀琐事，殊乖纪体。至《列传》尤为冗杂。然如纪建元创业诸事，载沈攸之书於《张敬儿传》，述颜灵宝语於《王敬则传》。直书无隐，尚不失是非之公。
《高十二王传》引陈思之《表》、曹冏之《论》。感怀宗国，有史家言外之意焉，未尝无可节取也。自李延寿之史盛行，此书诵习者鲜，日就讹脱。《州郡志》及《桂阳王传》中均有阙文，无从补正。其馀字句舛误，如《谢庄传》，《南史》作“诏徙越巂”，此书作“越州”。《崔怀慎传》，《南史》作“臣子两遂”，此书作“两节”者。又不可胜乙。今裒合诸本，参核异同，正其灼然可知者。其或无考，则从阙疑之义焉。
△《梁书》五十六卷（内府刊本）
唐姚思廉奉敕撰。
《唐书》思廉本传称贞观三年诏思廉同魏徵撰。《艺文志》亦称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皆魏徵同撰。旧本惟题思廉。盖徵本监修，不过参定其《论赞》。（按：此据《史通古今正史篇》，魏徵总知其务，凡有赞《论》，徵多预焉之文。）独标思廉，不没秉笔之实也。是书《旧唐书经籍志》及思廉本传俱云五十卷，《新唐书》作五十六卷。考刘知几《史通》，谓“姚察有志撰勒，施功未周。其子思廉凭其旧稿，加以新录，述为《梁书》五十六卷”。则《新唐书》所据为思廉编目之旧，《旧唐书》误脱“六”字审矣。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书，每卷之后，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二十五篇，题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一篇。盖仿《汉书》卷后题班彪之例。其专称史官者，殆思廉所续纂欤。思廉承藉家学，既素有渊源，又贞观二年先已编纂，及诏入秘书省论撰之后，又越七年，其用力亦云勤笃。中如《简文纪》载大宝二年四月丙子，侯景袭郢州，执刺史萧方诸，而《元帝纪》作闰四月丙午。则两卷之内，月日参差。《侯景传》上云“张彪起义”，下云“彪寇钱塘”。则数行之间，书法乖舛。赵与旹《宾退录》议其於《江革传》中则称“何敬容掌选，序用多非其人”，於《敬容传》中则称其“铨序明审，号为称职”。尤是非矛盾。其馀事迹之复互者，前后错见，证以《南史》，亦往往牴牾。盖著书若是之难也。然持论多平允，排整次第，犹具汉、晋以来相传之史法。要异乎取成众手，编次失伦者矣。
△《陈书》三十六卷（内府刊本）
唐姚思廉奉敕撰。
刘知几《史通》谓贞观初，思廉奉诏撰成二史，弥历九载，方始毕功。而曾巩《校上序》谓姚察录梁、陈之事，其书未就，属子思廉继其业。
武德五年，思廉受诏为《陈书》。贞观三年，论撰於秘书内省。十年正月壬子，始上之。是思廉编缉之功，固不止於九载矣。知几又谓《陈史》初有顾野王、傅縡各为撰史学士，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，姚察就加删改。是察之修史，实兼采三家。考《隋书经籍志》有顾野王《陈书》三卷、傅縡《陈书》三卷、陆琼《陈书》四十二卷，殆即察所据之本。而思廉为《傅縡》、《陆琼》传详述撰著，独不言其修史，篇第殊为疏略。至《顾野王传》，称其撰《国史纪传》二百卷，与《隋志》卷帙不符。则疑《隋志》舛讹，思廉所记得其真也。《察传》见二十七卷，载其撰梁、陈二史事甚详。是书为奉诏所修，不同私撰。故不用《序传》之例，无庸以变古为嫌。惟察陈亡入隋，为秘书丞、北绛郡开国公，与同时江总、袁宪诸人并稽首新朝，历践华秩，而仍列传於《陈书》。揆以史例，失限断矣。且江总何人，乃取与其父合传，尤属自污。观李商隐《赠杜牧诗》有“前身应是梁江总”句，乃借以相誉。岂总之为人，唐时尚未论定耶？书中惟二卷、三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，他卷则俱称史臣。盖察先纂《梁书》，此书仅成二卷，其馀皆思廉所补撰。今读其列传，体例秩然，出於一手。不似《梁书》之参差，亦以此也。惟其中记传年月，间有牴牾，不能不谓之疵累。然诸史皆然，亦不能独责此书矣。
△《魏书》一百十四卷（内府刊本）
北齐魏收奉敕撰。
收表上其书，凡十二《纪》、九十二《列传》，分为一百三十卷。今所行本为宋刘恕、范祖禹等所校定。恕等《序录》，谓隋魏澹更撰《后魏书》九十二卷。唐又有张太素《后魏书》一百卷。今皆不传。魏史惟以魏收书为主，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，各疏於逐篇之末。然其据何书以补阙，则恕等未言。《崇文总目》谓澹书才存《纪》一卷、太素书存《志》二卷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引《中兴书目》，谓收书阙《太宗纪》，以魏澹书补之。《志》阙《天象》二卷，以张太素书补之。又谓澹、太素之书既亡，惟此《纪》、《志》独存，不知何据。是振孙亦疑未能定也。今考《太平御览皇王部》所载《后魏书》，《帝纪》多取魏收书，而芟其字句重复。《太宗纪》亦与今本首尾符合，其中转增多数语。（“永兴四年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”下，多“弗有所讳”四字。“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”下，多“是岁民饥，诏所在开仓赈给”十一字。案此数语，《北史》有之，然《北史》前后之文与《御览》所引者绝异。）夫《御览》引诸史之文，有删无增，而此纪独异，其为收书之原本欤。
抑补缀者取魏澹书而间有节损欤。然《御览》所引《后魏书》，实不专取一家。
如此书卷十二《孝静帝纪》亡，后人所补，而《御览》所载《孝静纪》，与此书体例绝殊。又有西魏《孝武纪》、《文帝纪》、《废帝纪》、《恭帝纪》，则疑其取诸魏澹书。（《隋书魏澹传》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。刘知几《史通》云：“澹以西魏为真，故文帝称纪。”）又此书卷十三《皇后传》亡，亦后人所补。今以《御览》相校，则字句多同，惟中有删节。而末附《西魏五后》，当亦取澹书以足成之。盖澹书至宋初尚不止仅存一卷，故为补缀者所取资。至澹书亦阙，始取《北史》以补之（如《崔彧》、《蒋少游》及《西域传》）。故《崇文总目》谓魏澹《魏史》、李延寿《北史》与收史相乱，卷第殊舛。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。惟所补《天象志》二卷为唐太宗避讳，可信为唐人之书无疑义耳。收以是书为世所诟厉，号为“秽史”。今以收《传》考之，如云收受尔朱荣子金，故减其恶。其实荣之凶悖，收未尝不书於册。至《论》中所云，若“修德义之风，则韩、彭、伊、霍，夫何足数”。反言见意，正史家之微词。指以虚褒，似未达其文义。又云杨愔、高德正势倾朝野，收遂为其家作传；其预修国史，得阳休之之助，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。案：愔之先世为杨椿、杨津，德正之先世为高允、高祐。椿、津之孝友亮节，允之名德，祐之好学，实为魏代闻人。宁能以其门祚方昌，遂引嫌不录。况《北史阳固传》称，固以讥切聚敛，为王显所嫉，因奏固剩请米麦，免固官，从征硖石。李平奇固勇敢，军中大事，悉与谋之。不云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。李延寿书作於唐代，岂亦媚阳休之乎？又云卢同位至仪同，功业显著，不为立传。崔绰位止功曹，本无事迹，乃为首传。夫卢同希元义之旨，多所诛戮，后以义党罢官，不得云功业显著。绰以卑秩见重於高允，称其道德，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。观卢文诉辞，徒以父位仪同，绰仅功曹，较量官秩之崇卑，争专传附传之荣辱（《魏书》初定本、《卢同》附见《卢元传》，《崔绰》自有传，后奉敕更审，同立专传，绰改入附传），是亦未足服收也。盖收恃才轻薄，有惊蛱蝶之称，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。又魏、齐世近，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，孰不欲显荣其祖父。既不能一一如志、遂哗然群起而攻。平心而论，人非南董，岂信其一字无私？但互考诸书，证其所著，亦未甚远於是非。“秽史”之说，无乃已甚之词乎。李延寿修《北史》，多见馆中坠简，参核异同，每以收书为据。其为《收传论》云：“勒成魏籍，婉而有章，繁而不芜，志存实录。”
其必有所见矣。今魏澹等之书俱佚，而收书终列於正史，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。收叙事详赡，而条例未密，多为魏澹所驳正。《北史》不取澹书，而《澹传》存其《叙例》。绝不为掩其所短，则公论也。
△《北齐书》五十卷（内府刊本）
唐李百药奉敕撰。
盖承其父德林之业，纂缉成书，犹姚思廉之继姚察也。大致仿《后汉书》之体，卷后各系《论赞》。然其书自北宋以后渐就散佚，故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已称残阙不完。今所行本，盖后人取《北史》以补亡，非旧帙矣。
今核其书，《本纪》则《文襄纪》集冗杂，《文宣纪》、《孝昭纪》论辞重复；《列传》则九卷、十卷、十一卷、十四卷、十五卷、二十六卷、二十七卷、二十九卷至四十卷俱无《论赞》，二十八卷有《赞》无《论》，十二卷、四十六卷、四十七卷、四十八卷、四十九卷有《论》无《赞》。又《史通》引李百药《齐书论魏收》云：“若使子孙有灵，窃恐未挹高论。”又云：“足以入相如之室，游尼父之门，志存实录，诋讦奸私。”今《魏收传》无此语，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。至如《库狄干传》之连及其子士文、《元斌传》之称齐文襄，则又掇拾者刊削未尽之辞矣。北齐立国本浅，文宣以后，纲纪废弛，兵事俶扰，既不及后魏之整饬疆圉，复不及后周之修明法制。其倚任为国者，亦鲜始终贞亮之士，均无奇功伟节，资史笔之发挥。观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传叙，去其已见《魏书》及见《周书》者，寥寥数人，聊以取盈卷帙。是其文章萎苶，节目丛脞，固由於史材、史学不及古人，要亦其时为之也。然一代兴亡，当有专史。典章之沿革、政事之得失、人材之优劣，於是乎有徵焉。未始非后来之鉴也。
△《周书》五十卷（内府刊本）
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。
贞观中修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史，其议自德棻发之。
而德棻专领《周书》，与岑文本、崔仁师、陈叔达、唐俭同修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，称宋仁宗时出太清楼本，合史馆秘阁本，又募天下书而取夏竦、李巽家本，下馆阁是正其文字。其后林希、王安国上之。是北宋重校，尚不云有所散佚。今考其书，则残阙殊甚，多取《北史》以补亡。又多有所窜乱，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，所削改者何篇。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。今案其文义，粗寻梗概，则二十五卷、二十六卷、三十一卷、三十二卷、三十三卷俱《传》后无《论》。其传文多同《北史》，惟更易《北史》之称周文者为太祖。《韦孝宽传》连书周文、周孝闵帝，则更易尚有未尽。至《王庆传》连书大象元年、开皇元年，不言其自周入隋，尤剽取《北史》之显证矣。又如《韦孝宽传》末删《北史》“兄敻”二字，则《韦敻传》中所云与孝宽并马者，事无根源。《卢辩传》中删去其曾事节闵帝事，则传中所云及帝入关者，语不可晓。是皆率意刊削，遂成疏漏。至於遗文脱简，前后叠出，又不能悉为补缀。盖名为德棻之书，实不尽出德棻。且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，亦不尽出延寿。特大体未改而已。刘知几《史通》曰：“今俗所行《周史》，是令狐德棻等所撰。其书文而不实，雅而不检，真迹甚寡，客气尤繁。
寻宇文开国之初，事由苏绰。军国词令，皆准尚书。太祖敕朝廷他文，悉准於此。
盖史臣所记，皆禀其规。柳虬之徒，从风而靡。”案绰文虽去彼淫丽，存兹典实，而陷於矫枉过正之失，乖乎适俗随时之义。苟记言若是，则其谬愈多。爰及牛弘，弥尚儒雅，即其旧事，因而勒成，务累清言，罕逢佳句。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，用广异闻，惟凭本书，重加润色，遂使周氏一代之史，多非实录。又议其以王劭、蔡允恭、萧韶、萧大圜、裴政、杜台卿之书中有俚言，故致遗略。其诋諆德棻甚力。然文质因时，纪载从实。周代既文章尔雅，仿古制言，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，改从俚语。至於敌国诋谤，里巷谚谣，削而不书，史之正体。岂能用是为讥议哉？况德棻旁徵简牍，意在摭实。故《元伟传》后於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，犹考其名位，连缀附书，固不可概斥为疏略。《庾信传论》仿《宋书谢灵运传》之体，推论六义源流，於信独致微辞。良以当时俪偶相高，故有意於矫时之弊，亦可见其不专尚虚辞矣。知几所云，非笃论也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祖述其语，掩为己说。听声之见，尤无取焉。
△《隋书》八十五卷（内府刊本）
唐魏徵等奉敕撰。
贞观三年，诏徵等修隋史。十年成纪传五十五卷。十五年又诏修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史志。显庆元年，长孙无忌上进。据刘知几《史通》所载，撰《纪传》者为颜师古、孔颖达。（案：《集古录》据《颖达墓碑》，谓碑称与魏郑公同修《隋书》，而传不著。盖但据《旧唐书》言之，未考知几书也。）撰《志》者为于志宁、李淳风、韦安仁、李延寿、令狐德棻。案：宋刻《隋书》之后有天圣中校正旧跋，称同修《纪传》者尚有许敬宗，同修《志》者尚有敬播。至每卷分题，旧本十《志》内惟《经籍志》题侍中郑国公魏徵撰。
《五行志序》或云褚遂良作。《纪传》亦有题太子少师许敬宗撰者。今从众本所载，《纪传》题以徵、《志》题以无忌云云。是此书每卷所题撰人姓名。在宋代已不能画一。至天圣中重刊，始定以领修者为主，分题徵及无忌也。其《纪传》不出一手，间有异同。如《文帝本纪》云“善相者赵昭”，而《艺术传》则作“来和”。又《本纪》云“以贺若弼为楚州总管”，而弼本传则作“吴州”。盖卷帙浩繁，牴牾在所不免。至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所摘《突厥传》中上言沙钵略可汗击阿波破擒之，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，敌人以为隋兵所助，多来降附，遂生擒阿波一条，则疑上文本言击阿波破之，传写误衍一“擒”字。炎武以为一事重书，似未必然也。其十《志》最为后人所推，而或疑其失於限断。考《史通古今正史篇》，称太宗以梁、陈及齐、周、隋氏并未有书，乃命学士分修，仍以秘书监魏徵总知其务。始以贞观三年创造，至十八年方就。合为五代纪传，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。书成，下於史阁，惟有十《志》，断为三十卷。寻拟续奏，未有其文。太宗崩后，刊勒始成其篇第，编入《隋书》。其实别行，俗呼为“五代史志”云云。是当时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，十《志》即为五史而作，故亦通括五代。其编入《隋书》，特以隋於五史居末，非专属隋也。后人五史各行，十《志》遂专称《隋志》，实非其旧。乃议其兼载前代，是全不核始末矣。惟其时《晋书》已成，而《律历志》所载《备数》、《和声》、《审度》、《嘉量》、《衡权》五篇，《天文志》所载《地中》、《晷影》、《漏刻》、《经星》、《中宫二十八舍》、《十煇》诸篇，皆上溯魏、晋，与《晋志》复出，殊非史体。且同出李淳风一人之手，亦不应自剿己说。殆以《晋书》不在五史之数，故不相避欤。《五行志》体例与《律历》、《天文》二志颇殊，不类淳风手作。疑宋时旧本题褚遂良撰者，未必无所受之。《地理志》详载山川，以定疆域。《百官志》辨明品秩，以别差等。能补萧子显、魏收所未备。
惟《经籍志》编次无法，述经学源流，每多舛误。如以《尚书二十八篇》为伏生口传，而不知伏生自有《书》教齐、鲁间。以《诗序》为卫宏所润益，而不知传自毛亨。以《小戴礼记》有《月令》、《明堂位》、《乐记》三篇为马融所增益，而不知刘向《别录礼记》已载此三篇。在十《志》中为最下。然后汉以后之艺文，惟藉是以考见源流，辨别真伪，亦不以小疵为病矣。
卷四十六史部二
○正史类二△《南史》八十卷（内府刊本）
唐李延寿撰。延寿事迹附载《新唐书令狐德棻传》。延寿承其父大师之志，为《北史》、《南史》。而《南史》先成，就正於令狐德棻，其乖失者尝为改定。
宋人称延寿之书删烦补阙，为近世佳史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又摘其《李安民》诸传一事两见，为纪载之疏。以今考之，《本纪》删其连缀诸臣事迹，《列传》则多删词赋，意存简要，殊胜本书。然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九锡之文、符命之说、告天之词，皆沿袭虚言，无关实证，而备书简牍，陈陈相因，是芟削未尽也。且合累朝之书，勒为通史，发凡起例，宜归画一。今延寿於《循吏》、《儒林》、《隐逸传》既递载四朝人物。而《文学》一传，乃因《宋书》不立此目，遂始於齐之邱灵鞠。岂宋无文学乎？《孝义传》搜缀湮落，以备阙文，而萧矫妻羊氏、卫敬瑜妻王氏先后互载，男女无别。将谓史不当有《列女传》乎？况《北史》谓《周书》无《文苑传》，遂取《列传》中之《庾信》、《王褒》入於《文苑》。
则宋之谢灵运、颜延之、何承天、裴松之诸人何难移冠《文苑》之前？《北史》谓魏、隋有《列女传》，齐、周并无此篇，今又得赵氏、陈氏附备《列女》。则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难取补《列女》之阙？书成一手，而例出两岐，尤以矛陷盾，万万无以自解者矣。盖延寿当日专致力於《北史》，《南史》不过因其旧文，排纂删润。故其减字节句，每失本意。间有所增益，又缘饰为多。如宋《路太后传》较《宋书》为详。然沈约修史，工於诋毁前朝，而不载路太后饮酒置毒之事，当亦揆以前后恩慈，不应存此异说也。延寿采杂史为实录，又岂可尽信哉？然自《宋略》、《齐春秋》、《梁典》诸书尽亡，其备宋、齐、梁、陈四史之参校者，独赖此书之存。则亦何可尽废也。
△《北史》一百卷（内府刊本）
唐李延寿撰。延寿表进其书，称《本纪》十二卷、《列传》八十八卷，为《北史》，与今本卷数符合。《文献通考》作八十卷者误也。延寿既与修《隋书》十志，又世居北土，见闻较近。参核同异，於《北史》用力独深。故叙事详密，首尾典赡。如载元韶之奸利，彭乐之勇敢，郭琬、沓龙超诸人之节义，皆具见特笔。
出《郦道元》於《酷吏》，附《陆法和》於《艺术》，离合编次，亦深有别裁。
视《南史》之多仍旧本者，迥如两手。惟其以姓为类，分卷无法。《南史》以王、谢分支，《北史》亦以崔、卢系派。故家世族，一例连书。览其姓名，则同为父子；稽其朝代，则各有君臣。参错混淆，殆难辨别。甚至《长孙俭》附《长孙嵩传》，《薛道衡》附《薛辨传》，遥遥华胄，下逮云仍，隔越抑又甚矣。考延寿之叙次《列传》，先以魏宗室诸王，次以魏臣，又次以齐宗室，及齐臣，下逮周、隋，莫不皆然。凡以勒一朝始末，限断分明。乃独於一二高门，自乱其例，深所未安。至於杨素父子，有关隋室兴亡，以其系出弘农，遂附见魏臣《杨敷传》后。
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，本非父子兄弟，以其同为魏姓，遂合为一卷，尤为舛迕。
观延寿《叙例》，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“家传”。岂知“家传”之体不当施於国史哉？且《南北史》虽曰二书，实通为一家之著述。故延寿於《裴蕴传》云：“祖之平，父忌，《南史》有传。”《王颁传》云：“父僧辨，《南史》有传。”
即互相贯通之旨也。乃《南史》既有《晋熙王昶传》矣，《北史》复有《刘昶传》；《南史》既有《鄱阳王宝寅传》矣，《北史》复有《萧宝夤传》；《南史》既有《豫章王综》、《乐良王大圜》传矣，《北史》复有《萧赞》（萧综入魏改名赞）、《萧大圜》传。朱修之、薛安都诸人《南史》则取诸《宋书》，《北史》则取诸《魏书》，不为删并。殆专意《北史》，无暇追删《南史》，以致有此误乎？然自宋以后，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皆残阙不全，惟此书仅《麦铁杖传》有阙文，《荀济传》脱去数行，其馀皆卷帙整齐，始末完具。徵北朝之故实者，终以是书为依据。故虽八书具列，而二史仍并行焉。
△《旧唐书》二百卷（内府刊本）
晋刘昫等奉敕撰。
《五代史记》昫本传，不言昫撰此书，史漏略也。
自宋嘉祐后，欧阳修、宋祁等重撰新书，此书遂废。然其本流传不绝。儒者表昫等之长以攻修、祁等之短者亦不绝。今观所述，大抵长庆以前，《本纪》惟书大事，简而有体；《列传》叙述详明，赡而不秽。颇能存班、范之旧法。长庆以后，《本纪》则诗话、书序、婚状、狱词委悉具书，语多支蔓。（如《文宗纪》云：上每诵杜甫《曲江行》云：“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”，乃知天宝以前，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、百司廨署。又云：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《供军图略》，其序云云。《武宗纪》云：右庶子吕让进状，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，生二男，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，因而离婚，今敏日愈，却乞与臣侄女配合。又云：御史台奏：据三司推勘吴湘狱，谨具逐人罪状如后，扬州都虞候卢行立、刘群於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云云。）《列传》则多叙官资，曾无事实。或但载宠遇，不具首尾。（如《夏侯孜传》祇载历官所至及责让诏词，不及一事，《朱朴传》祇载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。）所谓繁略不均者，诚如宋人之所讥。按《崇文总目》，初吴兢撰《唐史》，自创业讫於开元，凡一百一十卷。韦述因兢旧本，更加笔削，刊去《酷吏传》，为纪、志、列传一百十二卷。至德、乾元以后，史官于休烈又增《肃宗纪》二卷。史官令狐峘等复於纪志传随篇增辑，而不加卷帙。为《唐书》一百三十卷。是《唐书》旧稿，实出吴兢。虽众手续增，规模未改。昫等用为蓝本，故具有典型。观《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》、《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》，此因仍前史之明证也。至长庆以后，史失其官，无复善本。昫等自采杂说传记排纂成之，动乖体例，良有由矣。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《杨朝晟传》，卷一百四十四复为立传；《萧颖士》既附见於卷一百二，复见於卷一百九十《文苑传》；宇文韶《谏猎表》既见於卷六十二，复见於卷六十四；蒋乂《谏张茂宗尚主疏》既见於卷一百四十一，复见於卷一百四十九。《舆服志》所载条议，亦多同《列传》之文。盖李崧、贾纬诸人各自编排，不相参校。昫掌领修之任，曾未能钩稽本末，使首尾贯通，舛漏之讥，亦无以自解。平心而论，盖瑕瑜不掩之作。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，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，皆偏见也。我皇上独秉睿裁，定於正史之中二书并列，相辅而行。诚千古至公之道。论史诸家可无庸复置一议矣。
△《新唐书》二百二十五卷（内府刊本）
宋欧阳修、宋祁等奉敕撰。
其监修者则曾公亮，故书首《进表》以公亮为首。
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曰：“旧例修书，止署官高一人名衔。欧公曰：‘宋公於我为前辈，且於此书用力久，何可没也？’遂於《纪传》各著之。宋公感其退逊，故书中《列传》题祁名，《本纪》、《表》、《志》题修名。”然考《隋书》诸志，已有此例，实不始於修与祁。又《宋史吕夏卿传》，称《宰相世系表》夏卿所撰，而书中亦题修名，则仍以官高者为主。特诸史多用一人，此用二人为异耳。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，自称事增於前，文省於旧。刘安世《元城语录》则谓事增文省，正新书之失，而未明其所以然。今即其说而推之，史官记录，具载旧书，今必欲广所未备，势必蒐及小说，而至於猥杂。唐代词章，体皆详赡，今必欲减其文句，势必变为涩体，而至於诘屈。安世之言，所谓中其病源者也。
若夫《史》、《汉》本纪，多载诏令，古文简质，至多不过数行耳。唐代王言，率崇缛丽，骈四俪六，累牍连篇。宋敏求所辑《唐大诏令》，多至一百三十卷。
使尽登《本记》，天下有是史体乎？祁一例刊除，事非得已，过相訾议，未见其然。至於吕夏卿私撰《兵志》，见晁氏《读书志》；宋祁别撰纪志，见王得臣《麈史》。则同局且私心不满。书甫颁行，吴缜《纠谬》即踵之而出。其所攻驳，亦未尝不切中其失。然一代史书，网罗浩博，门分类别，端绪纷拏。出一手则精力难周，出众手则体裁互异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，牴牾参差，均所不免。不独此书为然。吕宋之书，未知优劣。吴缜所纠，存备考证则可。因是以病新书，则一隅之见矣。
△《新唐书纠谬》二十卷（两淮盐政采进本）
宋吴缜撰。缜字廷珍，成都人，尝以朝散郎知蜀州，后历典数郡，皆有惠政。
其著此书，专以驳正《新唐书》之讹误，凡二十门，四百馀事。初名《纠谬》，后改为《辩证》。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行於湖州，仍题曰《纠谬》，故至今尚沿其旧名。王明清《挥麈录》，称欧阳修重修《唐书》时，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。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，缜鞅鞅而去。及新书成，乃指摘瑕疵，为此书。晁公武尝引张九龄为相事，谓其误有诋诃。今观其书，实不免有意掊击。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一条，至历指偏傍点画之讹，以讥切修等。大都近于吹毛索瘢。然欧、宋之作新书，意主文章，而疏于考证。抵牾踳驳，本自不少。缜《自序》中所举八失，原亦深中其病，不可谓无裨史学也。今世所行刊本，第二十卷《柳宗元传》至《苏定方传》凡六条，皆全脱，而错入第六卷郑潜曜姓不同以下四条之文。
重复舛误，已非完书。独两淮所进本尚属南宋旧椠，其《柳宗元传》六条，原文具在。谨据以订正焉。
△《旧五代史》一百五十卷、《目录》二卷（永乐大典本）
宋薛居正等奉敕撰。
考晁公武《读书志》云：“开宝中诏修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书，卢多逊、扈蒙、张澹、李昉、刘兼、李穆、李九龄同修。宰相薛居正等监修。”《玉海》引《中兴书目》云：“开宝六年四月戊申，诏修《五代史》。七年闰十月甲子，书成。凡百五十卷，《目录》二卷，为《纪》六十一、《志》十二、《传》七十七，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《五代通录》为稿本。其后欧阳修别撰《五代史记》七十五卷，藏於家。修没后，官为刊印，学者始不专习薛史。然二书犹并行於世。”至金章宗泰和七年，诏学官止用欧阳修史，於是薛史遂微。元、明以来，罕有援引其书者。传本亦渐就湮没。惟明内府有之，见於《文渊阁书目》，故《永乐大典》多载其文。然割裂淆乱，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。恭逢圣朝右文稽古，网罗放佚，零缣断简，皆次第编摩。臣等谨就《永乐大典》各韵中所引薛史，甄录条系，排纂先后，检其篇第，尚得十之八九。又考宋人书之徵引薛史者，每条采录，以补其阙。遂得依原本卷数，勒成一编，晦而复彰，散而复聚，殆实有神物呵护，以待时而出者。遭逢之幸，洵非偶然也。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，其笔削体例，亦特谨严，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。司马光作《通鉴》、胡三省作《通鉴注》，皆专据薛史，而不取欧史。沈括、洪迈、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，其所著述，於薛、欧二史亦多兼采，而未尝有所轩轾。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，意主断制，不肯以纪载丛碎，自贬其体。故其词极工，而於情事或不能详备。至居正等奉诏撰述，本在宋初。其时秉笔之臣，尚多逮事五代，见闻较近，纪传皆首尾完具，可以徵信。故异同所在，较核事迹，往往以此书为证。虽其文体平弱，不免叙次烦冗之病。而遗闻琐事，反藉以获传，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。又欧史止述《司天》、《职方》二考，而诸志俱阙。凡礼乐职官之制度、选举刑法之沿革，上承唐典，下开宋制者，一概无徵，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於文献。盖二书繁简，各有体裁，学识兼资，难於偏废。昔修与宋祁所撰《新唐书》，事增文省，足以括刘眗旧书。而眗书仰荷皇上表章，今仍得列於正史。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，而事迹较备，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？谨考次旧文，釐为《梁书》二十四卷，《唐书》五十卷、《晋书》二十四卷、《汉书》十一卷、《周书》二十二卷、《世袭列传》二卷、《僣伪列传》三卷、《外国列传》二卷、《志》十二卷，共一百五十卷，别为《目录》二卷。而蒐罗排纂之意，则著於《凡例》，兹不赘列焉。
△《新五代史记》七十五卷（内府刊本）
宋欧阳修撰。本名《新五代史记》。世称《五代史》者，省其文也。唐以后所修诸史，惟是书为私撰，故当时未上於朝。修殁之后，始诏取其书，付国子监开雕，遂至今列为正史。大致褒贬祖《春秋》，故义例谨严；叙述祖《史记》，故文章高简；而事实则不甚经意。诸家攻驳，散见他书者无论。其特勒一编者，如吴缜之《五代史纂误》、杨陆荣之《五代史志疑》，引绳批根，动中要害，虽吹求或过，要不得谓之尽无当也。然则《薛史》如《左氏》之纪事，本末赅具，而断制多疏。欧史如《公》、《穀》之发例，褒贬分明，而传闻多谬。两家之并立，当如三传之俱存，尊此一书，谓可兼赅五季，是以名之轻重为史之优劣矣。
且周官太史掌国之六典，汉法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。史之所职，兼司掌故。八书十志，迁、固相因。作者沿波，递相撰述。使政刑礼乐，沿革分明，皆所谓国之大纪也。修作是书，仅《司天》、《职方》二考，寥寥数页，馀概从删，虽曰世衰祚短，文献无徵，然王溥《五代会要》，搜辑遗编，尚裒然得三十卷，何以经修编录，乃至全付阙如。此由信《史通》之谬谈，（刘知几欲废表志，见《史通》《表历》、《书志》二篇）成兹偏见。元纂宋、辽、金三《史》，明纂《元史》，国朝纂《明史》，皆仍用旧规，不从修例。岂非以破坏古法，不可以训乎？此书之失，此为最大。若不考韩通之褒赠（案宋太祖褒赠韩通敕，今载《宋文鉴》中），有所讳而不立传者，一节偶疏，诸史类然，不足以为修病也。修之文章，冠冕有宋。此书一笔一削，尤具深心，其有裨於风教者甚大。惟其考证之疏，则有或不尽知者。故具论如右，俾来者有所别白。其注为徐无党作，颇为浅陋，相传已久，今仍并录之焉。
△《五代史记纂误》三卷（永乐大典本）
宋吴缜撰。案周密《齐东野语》曰：“刘羲仲，道原之子也。（案道原，刘恕之字也。）道原以史学自名。羲仲世其家学，摘欧公《五代史》之讹，为《纠谬》一书以示坡公。公曰：‘往岁欧公著此书初成，荆公谓余曰：“欧公修《五代史》而不修《三国志》，非也。子盍为之乎？”余固辞不敢当。夫为史者网罗千百载之事，其间岂无小得失耶？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，正畏如公之徒，掇拾於其后耳’”云云。据其所说，似乎此书为刘羲仲作。然晁公武《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载此书五卷，《宋史艺文志》载此书三卷，虽卷数小异，然均题缜作，不云羲仲。又密引《挥麈录》之言，亦称缜有此书，而不辨其为一为二。（案《挥麈录》所云乃《新唐书纠谬》，此引为《五代史误》。）则密亦自疑其说。盖传闻异词，不足据也。是书南渡后尝与《新唐书纠谬》合刻於吴兴，附《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末。今《纠谬》尚有椠本流传，而是书久佚。惟《永乐大典》颇载其文，采掇裒集，犹能得其次序。晁公武称所列二百馀事，今检验仅一百十二事，约存原书十之五六，然梗概已略具矣。欧阳修《五代史》，义存褒贬，而考证则往往疏舛。如司马光《通鉴考异》所辨晋王三矢付庄宗等事，洪迈《容斋三笔》所摘失载朱梁轻赋等事，皆讹漏之甚者。至徐无党注，不知参核事迹，寥寥数语，尤属简陋。缜一一抉其阙误，无不疏通剖析，切中症结，故宋代颇推重之。章如愚《山堂考索》亦具列纪传不同各条，以明此书之不可以不作。
未可遽以轻议前修，斥其浮薄。至如所称《唐明宗纪》“赵凤罢”一条，徐无党注中“忘其日”三字，检今本无之。又《晋出帝纪》“射雁于繁台”句，今本并无“雁”字。《周太祖纪》之“甲辰”当作“甲申”，今本亦正作“甲申”，不作“甲辰”。缜既纠修误，不应竟构虚词。或后来校刊《五代史》者，因其说而追改之耶。谨依《宋史》目次，釐为三卷。其间有与薛《史》同异者，并略加附识於下，以备考证焉。
△《宋史》四百九十六卷（内府刊本）
元托克托等奉敕撰。
（案托克托，原作脱脱，今改正。）其《总目》题《本纪》四十七、《志》一百六十二、《表》三十二、《列传》二百五十五。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实为《世家》六卷，《总目》未列，盖偶遗也。其书仅一代之史，而卷帙几盈五百。检校既已难周，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，馀事皆不甚措意，故舛谬不能殚数。柯维骐《宋史新编》，仅引《容斋五笔》辨正向敏中、李中谔数事，未能旁及。其后沈世泊撰《宋史就正编》，综核前后，多所匡纠。
如谓《高宗纪》绍兴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，而《洪皓传》作七月见於内殿。
《朱倬传》宣和五年登进士第，据《徽宗纪》则宣和六年策进士是为甲辰科，实非五年。此纪传之互异也。《宋准传》云：“李昉知贡举，擢准甲科，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取舍非当，太宗怒，召准覆试后，遂行殿试。”据《选举志》则开宝六年御殿给纸笔，别赐殿试，遂为常制。是太祖时事误作太宗。《苏舜钦传》云：“康定中河东地震，舜钦诣匦通疏。”据《五行志》则地震在宝元元年。
康定止一年，无地震事。此志传之互异也。《杜太后传》云：“母范氏，生五子三女，太后居长。”而《杜审琦传》则云：“审琦，昭宪皇太后之兄，太后昆仲五人，审琦居长。”又《太后传》云：“生太祖、太宗、秦王廷美。”据《廷美传》，则其母为陈国夫人耿氏。《张浚传》云：“浚擢殿中侍御史，驾幸东南，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，浚奏夺世忠观察使。”据《韩世忠传》，世忠乃左军统制，非后军统制。（案：《本纪》后军统制为张焕。《纪》又云后军将孙琦等作乱，逼左正言卢臣中坠水死，不言世忠。）又《滕康传》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，康复论世忠无赫赫功，诏降世忠一官。是奏夺世忠观察使者乃滕康，非张浚。此传文前后之互异也。讥《宋史》者谓诸传载祖父之名而无事实，似志铭之体；详官阶之迁除而无所删节，似申状之文。然好之者或以为世系官资，转可藉以有考。及证以他书，则《宋史》诸传多不足凭。如《晁补之传》云：“太子少傅迥五世孙，宗悫之曾孙也。父端友。”据黄庭坚为补之父端友撰《志铭》云：“晁氏世载远矣。有讳迥者，以太子少保致仕，谥文元。君之曾王父，讳迪，赠刑部侍郎。王父讳宗简，赠吏部尚书。父讳仲偃，库部员外郎，刑部视文元母弟也。”是补之实非迥五世孙。又《晁迥传》云：“迥子宗悫。”据曾巩《南丰集》，宗悫父名遘。是补之实非宗悫曾孙。《谢绛传》云：“祖懿文，父涛。”据范仲淹撰《谢涛志铭》“懿文生崇礼，崇礼生涛，涛生绛”。是谢绛实为懿文曾孙。然则所述世系，岂足尽信哉？《洪迈传》云：“乾道二年知吉州，六年知赣州，辛卯岁饥，十一年知婺州，十三年拜翰林学士，淳熙改元，进焕章阁学士。”据《本纪》，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学士洪迈言，则淳熙改元当作绍熙改元。乾道无十三年。《传》云辛卯岁饥为乾道七年，则十三年上当加“淳熙”二字。又迈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，今《瑞麻赞》、《姑孰帖》尚在太平，而传文阙载。然则所叙官资，又岂可尽信哉？至於宋师伐辽，高凤以易州来归，见《北盟会编》。而《宋史》误作郭药师。绍兴中赵鼎以奉国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，见《宰辅编年录》。而《宋史》误作忠武军。失载王坚之守城不降，与林同之题壁自尽。忠义之士，尚多阙落，尤为疏漏之大者矣。其所攻驳，皆一一切中其失，然其前后复沓牴牾，尚不止此，世泊亦不能悉举也。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。
宋人好述东都之事，故史文较详，建炎以后稍略。理、度两朝，宋人罕所纪载，故史传亦不具首尾。《文苑传》止详北宋，而南宋止载周彦等数人。《循吏传》则南宋更无一人。是其明证。至於南唐刘仁瞻之死节，欧阳修《五代史记》、司马光《通鉴》俱为之证明，而此书仍作“以城降”。李澣终於辽，未尝人宋，见《辽史》本传，而此书仍附於《李涛传》。是於久列学官之书，共在史局之稿，尚不及互相勘证，则其他抑可知矣。自柯维骐以下，屡有改修。然年代绵邈，旧籍散亡。仍以是书为稿本，小小补苴，亦终无以相胜。故考两宋之事，终以原书为据，迄今竟不可废焉。
△《辽史》一百十六卷（内府刊本）
元托克托等奉敕撰。
至正三年四月，诏儒臣分撰，於四年三月书成。为《本纪》三十卷、《志》三十一卷、《表》八卷、《列传》四十六卷、《国语解》一卷。考辽制，书禁甚严。凡国人著述，惟听刊行於境内；有传於邻境者，罪至死。
（见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僧行均龙龛手镜条下。）盖国之虚实，不以示敌，用意至深。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。迨五京兵燹之后，遂至旧章散失，澌灭无遗。观袁桷《修三史议》、苏天爵《三史质疑》，知辽代载籍，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。
故当时所据，惟耶律俨、陈大任二家之书。见闻既隘，又蒇功於一载之内，无暇旁搜，潦草成编，实多疏略。其间左支右诎，痕迹灼然。如每年游幸，既具书於《本纪》矣。复为《游幸表》一卷。部族之分合，既详述於《营卫志》矣，复为《部族表》一卷。属国之贡使，亦具见於《本纪》矣，复为《属国表》一卷。义宗之奔唐、章肃之争国，既屡见於《纪》、《志》、《表》矣，复屡书於《列传》。
《文学》仅六人，而分为两卷。《伶官》、《宦官》本无可纪载，而强缀三人。
此其重复琐碎，在史臣非不自知。特以无米之炊，足穷巧妇，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，以求卷帙之盈。势使之然，不足怪也。然辽典虽不足徵，宋籍非无可考。
《东都事略》载辽太宗建国，号“大辽”。圣宗即位，改“大辽”为“大契丹国”。
道宗咸雍二年，复改国号“大辽”。考重熙十六年《释迦佛舍利铁塔记》，石刻今尚在古尔板苏巴尔汉。其文称“维大契丹国兴中府，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”云云。与王偁所记合，而此书不载。是其於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。《文献通考》称辽道宗改元寿昌。洪遵《泉志》引李季兴《东北诸蕃枢要》云“契丹主天祚，年号寿昌”。又引《北辽通书》云“天祚即位，寿昌七年改为乾统”。
而此书作“寿隆”。殊不思圣宗讳隆绪，道宗为圣宗之孙，何至纪元而犯祖讳？考今兴中故城（即古尔板苏巴尔汉，译言三塔也，故土人亦称三座塔云）东南七十里柏山，有《安德州灵岩寺碑》，称寿昌初元，岁次乙亥。又有《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》，称寿昌五年九月。又易州有《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》，称寿昌四年七月。均与洪遵所引合。又《老学菴笔记》载圣宗改号重熙，后避天祚嫌名，追称重熙曰重和。考兴中故城铁塔旁，记有天庆二年《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》，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，与陆游所记亦合。而此书均不载，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，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，又称据《太子诞圣邑碑》诸人结衔，知辽制有知军州事、通判军州事、知县事之名。而《百官志》亦不载，是其於制度有遗阙也。
至厉鹗《辽史拾遗》所摭，更不可以仆数。此则考证未详，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。
然其书以实录为凭，无所粉饰。如《宋史》载太平兴国七年战於丰州，据此书则云“宋使请和”。《宋史忠义传》有《康保裔》，据此书则云保裔被擒而降，后为昭顺军节度使。审其事势，《辽史》较可徵信。此三《史》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。
△《辽史拾遗》二十四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